王逸虹 从边缘人物到不可替代

共3758字

但凡是重庆人,恐怕没人不知道十多年前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讲述着重庆人的市井生活,至今我们还能看到重播。十多年过去了,这部方言电视剧的编剧、重庆著名作家王逸虹又推出新作,30万字的长篇小说《通远门》又继续向世人展现了重庆丰厚的历史文化生活。回想十年前,走在重庆的街头巷尾,从每家每户的门缝中都能听到《山城棒棒军》里熟悉的声音,地道的方言剧让每个重庆人看得心窝里巴适。后来的《奇人安世敏》又以喜剧的方式描绘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王逸虹的作品总是让很多人感到亲近。依照王逸虹的头衔,他在业界已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初次相见,这位写出那么多优秀作品、头顶无数光环的前辈,态度异常谦逊,声音洪亮,正如他笔下的重庆人,率直可亲。采访的地点不是奢华的饭店,不是高级的茶坊,就在他家楼下的小院子里,市井街巷的生活尽收眼底,这大概是王教授的特别用意。在他看来,好故事就藏在这不经意间,他又怎会错过?一个才子的物理学家梦王逸虹的父亲是物理老师,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就会自己安装矿石收音机。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父亲交给他80块钱叫他去商店买一台正宗原装的电子管收音机,一向严谨的父亲将这么大笔钱交给他,他把父亲对他的这份信任解读成一份父对子的期望,于是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当物理学家。哪知一支笛子的出现竟然让王逸虹与他的这个梦背道而驰。父亲出差回来,给他带了一支价值才三角钱的“闷笛”,那是他生平收到的第一件礼物,终日爱不释手。后来考入江津六中,现在的白沙中学。听王逸虹说,当时因为家庭的“出身”问题,校方就录不录他入校还曾有过争议,幸亏他成绩拔尖,校方才勉为其难地收了他。进入学校后,境况也越来越糟糕,同样因为“家庭出身”,即使成绩出色,应有的表彰总与他无关,选班干部也总是轮不到他,甚至在打篮球方面很有天赋的他也被排斥在校队之外。“有天在路上偶然碰见当时的班主任,他前后看看没人,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一脸的同情和无奈。”少年的王逸虹独自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心智反而成熟得很快。“那时我经常跑到僻静的地方哭,郁闷的时候就吹父亲送的那支‘闷笛’。”从此那支“闷笛”成了王逸虹抒发情绪的良药,久而久之,便吹得一手好笛。搞写作可以说是“被迫”“文革”彻底摧毁了王逸虹的物理学家梦,一支笛子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凭着过人的天赋,优美的笛音,他进了当时的红卫兵宣传队,最后进了享誉川渝的江津川剧团。然而生活并非从此风平浪静,川剧团恢复了传统戏,笛子在川剧团里就成了“下手琴师”偶尔兼用的乐器,于是他在整个剧团里显得无足轻重,后来被安排着干一些杂务事,收门票、打幻灯字幕等。王逸虹不知不觉就成了剧团里的边缘人物,干勤杂工才干的活让他感受到莫大的生存危机。虽然是杂务事,做起来可不轻松。为了让演员的唱词与字幕同步吻合,他每分每秒都得全神贯注,丝毫不敢怠慢。一旦出了差错,迎来的便是观众劈头盖脸地痛斥。“那时候设备还很原始,放幻灯机的光源用的是上千瓦的灯泡,夏天泡在里面,热得让人受不了,衣服汗湿了都能拧出水来。”可是用王逸虹的话来说,这是因祸得福,正是这十年的剧团生活和川剧艺术的熏陶,给王逸虹今后的写作铸造了坚实的基础。“那两年演的都是川剧传统戏的精华、经典,反反复复地放,观察大家的反应,我才明白什么内容是观众喜欢的,什么内容是不受观众喜欢的。”他不仅领悟到了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运用技巧,更明白了什么戏才叫“有戏”,什么叫“无戏”。王逸虹说,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注重戏剧性和趣味性也是他编剧写剧本最主要的标准。边缘人物变形记为了摆脱边缘人的身份,王逸虹在剧团格外努力学习创作,之后创作的《铁牛之路》、川剧《金银坡》大受好评。才华初露的王逸虹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调到了重庆市文化局,后来在创作室担任创作室主任兼影视艺术中心主任。1986年,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情发生了,重庆市编剧培训班邀请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谭霈生等授课。谭霈生教授在看了王逸虹的作品后,鼓励他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于是,他大着胆子去了,却因英语不及格,研究生考试未通过。惜才的谭教授向高教部争取了让他隔年再考,就破格让王逸虹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特批旁听生。为了英语能过关,那段时间,尽管北京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但王逸虹天天坚持早上6点起床到60公里外的外语老师家里补课,期间从未间断过。他将一小块一小块的外语单词张贴满寝室,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他所考的分数终于上线了,取得正式学籍,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王逸虹说,当得知自己考过了,他激动得与另一个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考生抱在一起痛哭,记忆十分深刻。“一个作家,必须植根于一块丰厚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读完硕士研究生后的王逸虹毅然回到重庆,凭着对巴渝文化的热爱、对乡土风情的理解,在创作路上的步伐是越走越有力。1996年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山城棒棒军》,家喻户晓。随后,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他又连续创作了10余部剧作。父子上阵齐力写《通远门》虽已近花甲之年,他仍在大学讲坛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如今,一本《通远门》问世,受到不少人的关注。《通远门》是王逸虹花了十年的时间打磨出来的,说起写这本书的渊源,其中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王逸虹从2000年开始就在准备写这本书,当时《山城棒棒军》火爆全国,影响之大,有不少外地人借此就认为重庆老百姓个个如梅老坎、毛子,重庆的官员就如傻儿师长、方脑壳。外地人对重庆人的误解,让深爱重庆的王逸虹很是苦恼,于是这本抒写重庆厚重历史生活的《通远门》,向更多外地人展示了重庆更多元的一面。问到写作生涯,王逸虹说,写到70岁肯定没问题,言语间透出乐观的心态。一直以来,王逸虹坚持着一个信念,“在你的范围内,做出别人不能替代的事,那便是成功。”王逸虹不止一次地给我们重复这句话,从边缘人物到核心人物,他执著努力的经历就是最有力的例证。直到采访结束,天色已暗,离别之时,王教授把我们送到门口,他说他一生就在追求“能有尊严地快乐地活着”,而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人物面对面]从中央戏剧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您为何毅然选择回到重庆?因为家庭,本来我的导师是让我留下,留在中央戏剧学院,但是当时我毕业的时候,儿子还小,我夫人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着孩子,很辛苦,特别是儿子要读初中这一阶段,我觉得男孩没有父亲在旁边管教的话,可能会造成我终身的一个遗憾,所以那时就回重庆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值得,除了尽到了我作为父亲的责任,还收获了另一个孩子,那就是《山城棒棒军》了。《通远门》为什么要以辛亥革命为背景?重庆真正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上能够起到重要影响的时候,应该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到现在。从开埠以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作为重要的历史关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对重庆历史的进程乃至中国西部的历史进程都起着较大的影响。当时四川的保路运动由于同盟会重庆支部的作用形成反清的运动,所以在我看来,重庆在辛亥革命当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我发现很多人对重庆在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的认识还不够。我作为一个重庆作家,应该用我特有的方式表现这段自己最熟悉的历史和生活。以后的作品还是会以方言为主吗?大概是我对重庆的方言体会比较深刻。当然我所用的语言都是大家熟悉,且不生僻的言子,我认为方言不能影响传播。我的目的还是想让内容更贴近读者,让重庆自己人看起来过瘾。用《通远门》来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寓意?重庆一共有十七道门,九开八闭。其他的门都是沿江的,只有通远门是陆地的,而且当时叫西大路,就是通向成都。那个时候重庆开埠以后要发展,因为没有架桥的技术,也没有那个设备,没有那个资金,当时由于受各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向两江发展,只能向西,所以通远门在我看来是辛亥革命时期很具有时代意义的地方。另外,“通远门”可以理解成通向远方,也比较有深远意义。这部小说的作者还有您的儿子,听说他也是读的中央戏剧学院,他今天走的路正是您昨天走过的路,这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吗?在中山大学读本科是他自己的选择,后来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再读博士,就参考了我的意见。他从小可能受我的熏陶比较深,对写作编剧也比较偏爱,我记得他11岁的时候告诉我他要写一篇小说,我说行啊,小小年纪想写小说,后来那篇小说我看过后发现他写的文字挺有画面感,这让我对他有重新的认识。继《通远门》之后,在写作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吗?《通远门》是三部曲中的其中?部,还有两部会以“化龙桥”、“解放碑”命名,我也打算跟儿子一起操刀来写,以我为主做大纲,他来写初稿。您这样做,外界或许会认为有扶持儿子之嫌。儿子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回重庆。一直以来,他对我的感情除了尊重、顺从,还有一部分抵触。我知道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都巴不得能在父母的庇佑下发展成功。如果他愿意回重庆,其实不需要我做什么,仅靠他的学历和经历,在重庆也能混得不错,但他不愿意回来,尽管他从来没有解释过,不过在我的理解中,其实就是不想在我的阴影下生活。我们父子俩合著这本书,也是考虑到他是年轻人,比我更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想看什么。另外一点,就是他写作的节奏比我快,这样分工不仅效率高,也让作品更丰富更饱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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