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李之争”40年

共4926字



新中国建立后,围绕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始终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林一山和李锐。

最关注“三峡决议”的两个人

1992年4月3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上,“三峡决议”顺利通过。
争议了73年的三峡大坝真的要建了!
这一天,在北京至少还有两个人焦虑地关注着人大的表决。
一个是81岁,双目失明的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名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一个是74岁,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瞒着医生写书的李锐。一个是三峡工程最出名的主上派,一个是三峡工程最出名的反对派。
林一山,山东文登人,1935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抗战时回到胶东当游击队司令,1938年2月在与日军作战时右手受伤。1949年随军南下,在南京接管国民党扬子江流域委员会,同年在武汉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并任主任。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在那儿跟着吵吵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而是拚命学习专业,很快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亲自主持了荆江分洪、陆水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等工程。这几个工程,搞水利的谁人不晓?有一个划在名下,就够人风光一生了。
李锐,湖南平江人,1938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在校参加学生运动,后又去延安。1952年由湖南调北京,任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此人高大魁梧,写一手漂亮文章,一生大起大落,皆由文章生。到老还在认真执着地写。
这样两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却阴错阳差地把命运拴在了长江上。

毛泽东秘密召见林一山

1953年2月19日,汉口码头。
手握“长办”一千多人的技术队伍,刚刚拿下了荆江分洪闸的林一山,随身带着一个皮包,踌躇满志地登上了“长江”舰。
他奉中南局之命,来这里见另一个踌躇满志的人:毛泽东。
二人都以健谈著称。他们海阔天空地大谈了两天,把一条长江从古到今从上到下聊了个够,侃得甚是投机。他们谈到了南水北调,也谈到了长江洪水。
“长江洪水的成因是什么?”
“暴雨。1935年7月1日开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1500毫米,一夜淹死了汉水中下游8万多人,澧水下游4万多人。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以到2000毫米。”
“真了不得。怎么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水患呢?你有什么设想没有?”
到火候了。林一山打开皮包,把一张“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铺在卧舱中的桌上,指着上面大大小小的水库,讲开了长江的防洪。林一山从支流讲起,每一个水库都讲了一遍,又加上一句:
“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如何?”
林一山兴奋了。他马上谈起了“萨凡奇方案”。
“那时候修三峡,要花多少钱?”
“13亿美元”
“不算贵嘛!”
林一山要的就是毛泽东的认可。花在长江舰上的这两天时间,对他来说是太值得了。
从长江舰回来,林一山便指挥长办,投入了三峡工程的准备。他定了一条原则:三峡工程涉及什么问题,长办就成立什么班子,进行专门研究。
长江舰上的谈话,当时并没有公开。
真正将高层决策者的目光引向了长江的,是两年后的1954年大水。当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人在武汉见了林一山,问起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行性。接着,中国政府请苏联派出专家,帮助修建三峡大坝。1956年,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已初具轮廓,同时,公开的讨论也开始了。好像一切都还算顺利。
可是,这么一个世界级的大工程,涉及到诸如资金、移民、泥沙、坝工、航运等等诸多问题,真的能这样顺利地上马吗?

李锐第一个发出反对的声音

1954年,李锐在苏联访问的时侯接到了一封电报,称水利部正在准备考虑上三峡工程。李锐的回复是:我们目前尚无能力上三峡工程。
1956年6月,《中国水利》杂志发表了林一山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林一山提出:“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他认为“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
针对林一山的文章,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在《水利发电》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长文。李锐认为:“综合利用是规划河流的唯一总方针和总原则”,据此,他认为林文把防洪问题绝对化了。李锐还根据国家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长江开发应先支后干,分步实施。
这就是水利水电界著名的“林李之争”,争论持续了两年之久。
1958年的南宁会议,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
这一年的某一天,李锐接到中办的通知,要他到南宁,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李锐明白,是三峡的事。他在皮包里装了一张图,上了专机。同机去南宁的还有林一山。
一到南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便急忙向李锐透露了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大批“反冒进”,当面指责周恩来,柯庆施又加了进去,攻击陈云的反冒进做法。大家情绪高昂,三峡工程也成了超英赶美的一项内容。
天时,地利,人和,已被林一山占尽。田家英为李锐捏着一把汗。
身为高级行政主管,李锐当然明白自已眼下的处境。

南宁会议上的针锋相对

林一山和李锐,当天晚上便出席了已近尾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开口了。他纵横古今,滔滔不绝。他讲到了长江的水患:1860年,1870年,1931年,1935年,1949年,一直到1954年。
“根据已掌握的水文资料,川江7、8两月洪水来量占干流沙市洪水量的95%以上,占城陵矶洪水量的61.4%到79.5%,占武汉洪水量的55.1%到76.2%。三峡位于川江出口,三峡水库有巨大的防洪库容,在正常高水位235公尺时,有效库容可达1150至1260亿公方。修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
“修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改善城陵矶到宜昌和宜昌到重庆的航道条件;每年可以发电一千亿度以上。
“修建三峡水库,按正常蓄水位200到210公尺,装机1340万千瓦计算,投资约需72亿人民币。只计发电效益,也属于成本较低的工程。”
说到了投资,周恩来问道:“少装机,装500万千瓦,50亿够不够?”
“够了。”
“就按你说的50亿”。毛泽东终于说话了。“会不会中央决定上马后,你又说不够了?”
“不会。我们不搞上马预算。能算清的我们都算清了,算不清的,从多不从少。”
话已说到这一步了。林一山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该李锐了。
敢在这个时侯单刀赴会,李锐凭的,绝不只是勇气。
他看了一眼会场。会议室布置得极简单,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这中间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有中央主管经济的中央头头们,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第一把手。
这些人对水利电力,都是外行。
李锐打开皮包,把他的图取出来,平铺在长桌上。这是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
这张图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后来,林一山谈起他的老对头时曾说道:“南宁会议上,他拿了张水电站分布图,一目了然”。
聪明的李锐,在他的听众面前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专业术语,也没有列举成串的数据。那些术语和数据,很难给外行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再者,他的对手掌握着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水文资料,真斗起数据来,他未必能拣到便宜。
他指着图,讲起了水利资源的开发,阐述了三峡工程短期内不能上的理由,特别是经济上的理由:
“我们已经有了1954年抗洪的经验。荆江大堤溃口可能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说法,夸大了可能的灾情,不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还存在这种威胁。
“现阶段长江防洪,应以加固堤防和设置分洪区为主。以一个三峡大水库去统一地一口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是不经济的。
“左右三峡水库修建时间的,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一个能发1000亿度电的大电站,何年才需要投入呢?
“三峡投资巨大,而且,用电企业投资一般约为电站本身投资的五到十倍。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三峡水库是不可能的。最乐观的估计,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
这番话是针对中央主管和各省头头们讲的。李锐看得出,他们被打动了。
钱正英等主上派接着发了言。会议开完,争论双方不分上下。
毛泽东想了个办法,让林、李二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林一山用他那只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残了的右手,硬是在两天内写下了两万字。他提前一天交了卷。
李锐只写了八千字,按时交卷。
这真是两篇少有的力作!林一山的文章,材料丰富,逻辑严谨,一条长江的古今上下,尽收笔底。这篇文章,后来成了“长江流域规划”的概论。长办三十多年的治水实践,很多都是林一山当时治水思想的延续。
李锐的文章,提纲挈领,观点鲜明,行文流畅。此文一如他的发言,容易为众人理解和接受。
第三天晚上,会议接着讨论三峡问题。两篇文章已经发到了每个与会者手里。
讨论结果,可以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概括: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的事情我还是有兴趣的。后来,毛泽东为三峡决议批了个“积极准备,稳妥可靠”。
这个结果正是李锐所期待的,三峡工程没有被卷进大跃进的洪流。毛泽东的决心,竟被反对派动摇了!在建国后,这也许是仅有的一次。
会议快结束的时侯,毛泽东盯着李锐看了好一会儿。
他抬起头,对众人讲:“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
他又转过头,对李锐讲:“你来当我的秘书。”

争论的延续

南宁会议后,李锐做了毛泽东的工业秘书。他参加了成都会议上“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即“三峡决议”)的起草,又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庐山上,李锐终于因为直言“大跃进”的阴暗面而倒了楣。
林一山的运气更不济。他被造反派关进“水牢”,还被打断了六根肋骨。
在那个年头,三峡工程好像已被遗忘了。
1982年,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及葛洲坝工程进展顺利,三峡工程被列入了国家近期计划。1983年5月,国家计委主持审查了长办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2月,国务批准按150方案开始三峡工程的施工准备。1985年2月,以李伯宁为首的三峡省筹备组成立。
也许是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碰触梦想中的三峡大坝,从1984年起,关于三峡的争论急剧升温。重庆市政府于八四年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对150方案提出异议。同年5月,一些知名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推迟三峡工程的建设。八五年春天,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李锐的《论三峡工程》一书,力主缓建三峡大坝。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十五号文,要求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到了1988年的上半年,主上派和反对派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激烈的公开辩论。这场燃烧着人们七十年心血的辩论,已经超出了纯技术的范畴。
一个工程,居然在七十年间吸引了那么多风云人物的目光,掀起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争论,写出了那么多动听的故事,种下了那么多难解的恩怨,古今中外,除了三峡,还曾有过第二例吗?
“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自然。”李锐清楚地道出了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的生命太有限了,人的知识也和生命一样有限。无论是多么出类拔萃的人,都无法跳出命运加给他的桎梏。而林一山和李锐的杰出,正在于他们用尽了一个人所能拥有的全部智慧和胆气,把命运分派给他们的角色发挥到了极至。
也许他们看不到三峡大坝的最后建成了。可是,一定会有人把他们的故事讲给那个尚未出世的坝,而那个坝,也一定会用它独有的语言,把这些故事讲给十年后、百年后的人们。

转载请保留:http://www.swenku.com/a/8L50i7HWcbOYRtaxv1V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