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与佩林:妇女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总统大选

共14182字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论述女性政治家希拉里和佩林得以参与2008年总统大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指出这次总统大选在美国性别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认为,希拉里和佩株得以参与总统大选是基于美国妇女运动前两次浪潮取得的政治成果,即女性取得投票权和妇女参政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她们的参选也是美国妇女运动努力与美国党派政治进行互动的一个结果。希拉里的参选反映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现实。民主党对女权领域重要主张的吸纳及对女性参政的支持,是希拉里得以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重要因素。而佩林的参选则反映出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女性选民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越来越受到政党的重视。她获提名是共和党试图吸引女性选民,以抗衡民主党在女选民中的传统优势而做出的选择。

关键词:美国政治美国文化总统大选性别政治女性政治家党派政治性别差

2008年美国第44届总统选举尘埃落定,贝拉克?奥巴马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被美国和世界公众普遍看作是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折。其实,与奥巴马当选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相比,此次大选中同时出现了两名备受瞩目的女性政治家,这也具有同样非凡的里程碑意义。一位是曾在预选中与奥巴马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展开激烈角逐的前纽约州参议员、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另一二位则是被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萨拉?佩林(SarahPalin)。《华盛顿邮报》称,如果撇开意识形态,2008年应该被称为“女性年”。事实上,除了希拉里和佩林跻身总统竞选,美国女性在国会中占有的席位也创下历史新高,其人数在参议院中将达到17人,在众议院中则将为74人,这充分显示出女性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崛起。《纽约时报》在大选前评论说,民主、共和两党都将“争取成为女性的所想,”指出女选民近年来在美国总统选战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希拉里和佩林此次参与大选,使“性别”因素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中从一个“隐性基因”变成“显性基因”,凸显了性别政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希拉里是第一位对美国总统一职发起最具实力冲击的女政治家。虽然她与总统一职失之交臂,但她巨大的公众影响力,以及她在民主党预选中与奥巴马之间不折不扣的竞争,使她成为美国一位耀眼的女性政治家。佩林是共和党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其意义耐人寻味。
虽然由于希拉里和佩林的出现,第一次使全球大多数人从性别角度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但事实上,性别如同种族一样,一直是改变和推动美国的政治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
本文认为希拉里和佩林两人得以跻身总统大选,是美国妇女运动逐步涉足党派政治,且与主流党派日益紧密政治互动的结果。本文将着力考察希拉里和佩林参选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对美国妇女运动和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

一美国妇女参政与妇女运动概况


美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和妇女人口比例失衡的,这反映了妇女在政治领域的集体失重。虽然近些年来美国的高级领导人中出现了像奥尔布赖特(MadelaineAlbright)和赖斯(CondoleezzaRice)这样有份量的女性政治家,但是就美国的代议制而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其参政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国会中女性寥寥无几,即使有女性,她们通常也是作为已故丈夫的接替人在国会任职。从州长这一任职来看,从1976年到2004年,一共只有79名女性获得过党派的候选人提名;单一年度女性获得州长提名的最高人数总共10人,达到这两个衡量标准的只有1998年和2002年。而从2007年的统计来看,美国女性在州立法机构任职的比例也仅为23%,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也分别只占21.4%和24.2%的席位。
提高妇女的参政水平,使妇女在政治体系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是美国主流自由主义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第一波(firstwave)妇女运动以争取妇女的投票权为中心,因为投票权是妇女参政的前提和基石。1848年7月20日,由300多名美国妇女在纽约塞内卡瀑布(SenecaFalls)举行的集会,被认为是美国妇女争取投票权运动的开端。妇女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历史性的“感伤宣言”(DeclarationofSenti?ments),提出了男女生而平等的概念,并要求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和家庭各个领域给予女性和男性相等的权力。事实上,争取投票权(suffrage)成为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妇女运动的核心议题。妇女活动家提出,作为公民,投票权是妇女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公民权之一。然而,1868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第14条修订案第一次将“公民”和“选民”明确定义为男性,这说明美国政治权力的性别等级结构是以男性为标准,而将女性排除在投票这样的政治公权利的领域之外。为此,妇女成立了诸如全美争取妇女投票权协会(NationalAmericanWomanSuffrageAssociation,简称NAWSA)和全国妇女党(TheNationalWoman'sParty)这样以争取投票权为终极目标的女性组织。直到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条修订案,承认女性也有投票权,才标志着第一波妇女运动的胜利。
第一波妇女运动之所以看重投票权,是因为只有在获得投票权的前提下,妇女才能够进一步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对社会施加有利于妇女的影响。虽然这一设想并未在1920年美国从法律上消除阻碍妇女投票的障碍之后立即得以实现,但后来的美国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并深化了第一波妇女运动在政治方向上的努力。
以1966年国家妇女会(NationalOrganizationforWomen,简称为NOW)的成立为主要标志的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把培养和选举女性政治家作为实现两性平等的一种重要手段。1975年,国家妇女会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ActionCommittee),主要为支持妇女权益的女性候选人筹集资金,以帮助她们竞选地方、州和国会的公共职务。另外,1971年成立的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TheNationalWomen'sPoliticalCaucus),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女性参政人数,为争取两性平等构筑一个政治力量的后盾。同时,像艾米莉的清单(EMILY'sList)、希望清单(TheWISHList)、妇女竞选基金(theWomen'sCampaignFund)等专门为准备竞选公职的女候选人筹款和拉票的组织也陆续诞生。它们通过捐助者人际网络收集捐款,在帮助女性参政筹措资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由此可见,美国妇女运动始终把妇女的参政水平作为妇女和男性达到平权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如国家妇女会在成立之初的使命书中所说,要使妇女最大限度地得

到发展她们作为人的潜能的机会,“只有通过完全接受她们和其他社会成员作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主流的一部分所共同面对的所有挑战和责任。”很显然,提高妇女的参政,尤其是选举具有女权主义观点和支持妇女运动的女性参与各个级别的政治领域,是使妇女参与到“决策主流”中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
希拉里和佩林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深度参与,是与美国妇女运动的努力和发展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第一波美国妇女运动对于女性投票权的争取和第二波妇女运动对于妇女参政的重视和投入,美国女性将无法进入到美国的政治领域,并影响其中的决策,而女性参与总统和副总统竞选则更是天方夜谭。在美国妇女得到基本公民政治权利的前提下,进一步来说,希拉里和佩林的出现则是主流妇女运动日益参与美国党派政治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妇女运动和民主党的结盟,以及“妇女票”对大选政治的深刻影响。

二希拉里冲击: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成功结盟

希拉里并非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名参与竞选总统职位的女性,但这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竞选谋得公职(纽约州参议员)的前总统夫人,也是第一位在总统预选中跻身于美国一大主流党派候选人角逐的女性政治家。诚然,希拉里的参选和她个人的公众知名度、从政经验及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分不开,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流妇女运动与美国民主党结合的必然产物。实际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仅对于政府的角色问题有重大的分歧,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党的对立和两极化也表现在两党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上。妇女问题恰是造成和折射出两党社会价值观鸿沟的一个重要领域。
谢里?库诺维奇(SheriKunovich)和帕米拉?帕克斯顿(PamelaPaxton)在对世界各国女性参政情况的研究中指出,因为“政党在政治体系中扮演的是守门人的角色,”所以政党在各国都是影响女性从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女性能否参与到各国的政治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是否会挑选和支持女性候选人,以使她们能够取得有决策权力的政治职位。由于政治权力一直是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主要诉求,因此党派政治自然也是美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从争取妇女投票权伊始,美国妇女运动就开始了与美国党派组织的互动。她们游说各党,要求各党把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内容加入政纲。在为期72年的斗争中,根据参与者的自述,女权主义者进行了277次党派游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对妇女运动的诉求做出了反应。1872年,共和党把妇女投票权加入政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支持妇女投票权的主流政党。1917年和1918年两党分别成立了妇女代表委员会协理党务,并采取了相关措施扩大党内女代表人数和比例。1970年成立的旨在推进妇女参政的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极大地促进了两党内部妇女代表人数的增加,该组织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出要按照妇女所占人口比例来调整党内女性的人数和比例。在妇女运动的积极推动下,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女代表比例由1968年的13%激增到1972年的40%。另外,民主党从1980年以后开始强制规定各州在组建年会代表团时必须遵守性别平等的原则。共和党也鼓励各州的党组织选举更多的女代表,而共和党内的女代表比例也从1968年的17%增加到了1972年的30%,并在以后持续增长。
丽莎?杨(LisaYoung)对1970年到1993年间美国和加拿大妇女运动与两国主要党派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比较研究。杨认为,在这一时期,竞选活动从美国妇女运动议程上的一项“边缘”活动变成了“核心”活动。专门致力于竞选政治(electoralpoli?tics)的妇女组织发展起来,妇女运动为帮助女性政治家参选投入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妇女运动不同领域对于党派政治的重要性逐步达成了共识,这些都是竞选政治成为第二波美国妇女运动主流诉求的反映。杨认为造成美国妇女运动日益重视竞选政治的主要原因在于,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和乔治?H.W.布什(GeorgeH.W.Bush)这两个保守政府的上台,在立法层面给美国主流妇女运动推动变革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为了寻求政治权力,妇女运动只能将目标转移到可以通过竞选发生改变的国会领域。
同时,杨也指出,从1970年到1993年,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另一特点是它开始参与党派政治,并且逐渐与民主党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她认为,这一格局尤其表现在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大多数的资金实际上都资助了民主党的妇女。而在此之前,民主、共和两党自从19世纪中期美国妇女投票权运动开展以来,对于“妇女权利问题”所持立场和态度基本相同,没有太大差异。而且,随着1953年民主党的妇女部的解体,民主党妇女组织和妇女在民主党内的地位在1960年代曾一度衰落。由于在历史上共和党曾经是维护妇女权益,如妇女投票权和同工同酬权等诉求的积极支持者,所以当今美国主流妇女运动倒向民主党就变成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
对于美国妇女运动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确立起亲民主党、反共和党的党派倾向,研究妇女运动和党派政治的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沃尔布莱希特(ChristinaWolbrecht)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沃尔布莱希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妇女问题上经历了一次立场的重组(realignment)。女性生育权问题是导致两党在妇女问题上分道扬镳,并逐渐呈现对立态势的关键领域。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党逐渐在堕胎问题上坚定支持妇女“重选择”(pro-Choice)的立场,而共和党则日益标榜胎盘“重生命”(pro-Life)的立场。沃尔布莱希特认为,两党对于妇女问题立场的重大转折,是两党为争夺政权、呼应各自党内联盟群体变化而重新部署的战略。具体而言,妇女运动和劳工、少数裔等问题在民主党内的一体化趋势,以及社会保守势力在共和党内的抬头,都影响了两党在妇女问题立场上的巨大改变。
通过对民主、共和两党自1972年到1992年政纲的分析,沃尔布莱希特指出,在1972年时两党在一系列妇女议题上持有相似的态度,例如他们都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RightsAmendments),女性和男性同工酬,加强保育政策,消除性别歧视,以及在联邦政府中任命更多的女性等问题。同时,堕胎和生育权问题也没有被任何一方纳入到妇女权利问题中来。但是1973年,在“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妇女堕胎自由受宪法保护,属于个人隐私权。这一判决引发了社会上广泛的争论,并使堕胎问题成为了美国最热门和最有争议的妇女问题。而自1976年以来,堕胎问题也逐渐成为两党政纲中一个主要的妇女议题,对于妇女堕胎权的态度逐渐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在性别文化价值观上的主要分水岭。1976年,共和党在政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堕胎自由的“支持生命”立场,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共和党明确并坚定了这一立场。而同时,自1976年以来,民主党初步

表示赞同“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逐步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建立和巩固了支持妇女生育选择权的立场。随着两党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它们在其他诸如保育、薪酬和性别歧视等妇女问题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到1992年,两党在妇女问题的立场上已完全背道而驰,共和党持明显的保守态度,而在民主党内,对于妇女堕胎权和其他妇女权利的支持,已成为每年代表大会发言人和候选人所必须公开表态的议题。这种对立的局面使得妇女运动和民主党结盟,也使民主党牢牢地树立了作为妇女运动的“党代表”的形象,而共和党则被视为是妇女运动及其所主张的妇女权利的反对者。
沃尔布莱希特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调整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妇女运动的交融,以及堕胎问题成为妇女运动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这使妇女问题被重新定位。由于妇女和少数族裔被看成是相似的社会弱势群体,且民主党内有很多人支持妇女堕胎自主,因而成就了妇女运动和民主党结盟的政治基础。而共和党因不赞成政府为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采取扶持政策,且共和党内主张胎儿生命权利至上的意见占多数,所以造成了妇女运动和共和党的疏离。二是民主、共和两党内部联盟成分发生转变。在两党内,新的支持者取代旧的支持者(replacement),也带来了他们的价值和政策倾向。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在共和党内的上升使共和党越来越敌视女权主义运动,而民主党内支持妇女运动的人则越来越多。同时,民主党内原来对女权运动持反对意见的劳工组织因观念转变(conversion)也促成了利于妇女运动加盟的党内环境。
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成功结盟,使得女权主义的主张进入国家政策的视野,也使得民主党在妇女参政问题上采取了比共和党更为积极和肯定的态度和行动。作为一名民主党妇女,希拉里公开支持妇女运动,并把多项妇女问题列入其作为纽约州参议员所关心的问题之中。例如,希拉里表示支持薪酬平等法案,以帮助女性实现与男性收入平等,她呼吁拓宽女性在非传统行业中的就业渠道,并大力支持国家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法案。她还表示自己曾致力于帮助未成年少女防止和结束意外的怀孕,为计划生育项目争取资金以开展节育和科学的性教育,使家庭和个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医疗服务。这些公开的立场表明希拉里认同并支持主流女权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对生育权的看法。因此希拉里参加竞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主流妇女组织??国家妇女会的公开和热烈的支持,该组织还为此开展了全国性的活动帮助希拉里参选。由此可见,希拉里作为这次大选民主党内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反映出美国主流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结盟,民主党以吸纳女权主义的政策主张和大力支持两性平等的政治面貌出现,从而吸引女性选民的历史背景。

三佩林现象:“性别差”及其政治效应

佩林是第一位在总统大选中被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女性,但和希拉里不同,佩林的出现并不能看作是美国妇女运动对党派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如前所述,妇女运动走党派政治路线,造成的格局是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结盟、与共和党的对立。虽然共和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开始在自己的政纲中表述了支持女性寻求平等参政权的立场,但它保守的价值观,尤其是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观念,注定了共和党对女性参政的支持是有限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扶持共和党政府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右派运动攻击的一个主要文化目标就是女权主义。他们认为妇女运动造成了道德观念的败坏和传统家庭体系的瓦解。因此,保守派竭力鼓吹父权制家庭模式,呼吁女性放弃事业和经济权,回归传统婚姻模式中女性依附于丈夫的从属地位,这种主张试图把女性限制在家庭中,与鼓励妇女参政的主张完全对立。
斯蒂芬?斯坦博(StephenStambough)和瓦莱丽?欧里根(ValerieR.O'Regan)比较、分析了1976年到2004年美国州级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女性候选人的行为模式。她们认为女性很少能进入这一层面是因为她们很难得到各自党派的提名,但是两个党派内的原因是不同的。她们发现,民主党提名女性候选人遵循的是一种“管道模式”(pipelinemodel),即提名时要论资排辈,要从一批有政治经验并具有竞争力的女性人才库中来挑选。女性被提名少是因为缺少够资历的女性人才储备。但在共和党内,提名女性候选人体现的是一种“祭奠羔羊”的模式(sacrificiallambmodel),即提名的准则不是候选人的资历和表现,而是由选举所面临的形势决定被提名人。共和党女性得到提名的情况通常是,当共和党挑战的是十分受欢迎而且有望连任的在位者,因而基本上没有获胜希望,只是需要填充一个候选人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名女性无异于牺牲女性,因为很难或者几乎没有可能赢得这样的选举。斯坦博和欧里根还指出,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公选中获职的民主党女性显然要比共和党女性多得多,这种局面也是两党在公选提名中对女候选人采取截然不同态度的一个表现。可见,虽然共和党也提拔女性参政,但绝不是出于性别平等这样的政治信念和原则。
在这样的党派背景下,笔者认为共和党提名佩林主要是出于竞选战略的考虑。这种战略的压力来自于美国选民投票中的“性别差”现象。就统计现象来说,“性别差”指的是女性和男性在政治立场、政治党派和选择政治家等问题上所持有的观念和态度的差异,具体体现为美国女性和男性自1980年代以来在投票选举行为中呈现出的分歧。然而,就“性别差”作为198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大选媒体报道、民意调查和政治评论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来说,它是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领导组织??国家妇女会的一个成功的政治策略的产物。应该说,“性别差”成为美国1980年代以来总统竞选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第二波主流妇女运动将性别纳入美国主流政治意识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因为它使妇女在美国的党派政治环境中被当作一个政治团体而受到重视,使得妇女的意见和关注的政策问题成为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考虑的声音。
据统计,自1980年的总统大选来说,女选民和男选民在投票人数比例和党派倾向性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且有持续性的“性别差”。如表1所示,和男性实际参与投票人数在男性登记选民中所占的比例相比,妇女的投票比例从1980年开始就反超男性,差距由1980年的0.3个百分点逐渐增大,到2000年提高到3.1%,2004年则为3.8%。从绝对人数来比较,1980年差距最小,女选民比男选民多了550万,而2004年则创下了最高纪录,女选民多出了880万,足见女性构成了实际投票选民的大多数,由此成为任何党派候选人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团体。
除了投票人数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较男性而言,女性在大选投票中还表现出对民主党的明显青睐,特别是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执政以来,女性一直表现出这一党派倾向。苏珊?卡罗尔(SusanCarroll)称里根为“性别差的催化剂”,因为里

根的社会保守政策,包括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支持修订宪法加入反堕胎的条例,以及不支持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等一系列立场,催化了男性和女性选民在大选中党派选择上的区别,使男性倒向共和党,而女性则支持民主党。如表2所示,差距最小时,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出了4个百分点,而差距最大时,这个比例则达到了11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2000年,这个性别差的平均值为7.7%。同时,这个“性别差”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妇女群体在大选中的投票行为,而是在不论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背景有什么不同的所有女选民中都有的现象。在这次奥巴马-麦凯恩(JohnMcCain)之争中,民主党延续了在女选民中的优势。在男选民中,奥巴马、麦凯恩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他们分别得到49%和48%的男性选票。而在女选民中,有56%的人支持奥巴马,只有43%的人支持麦凯恩,这就使奥巴马在女选民中得到了超过麦凯恩13%的领先优势。与男性相比,女选民有明显的民主党倾向,对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支持超出了7%。
杰夫?曼扎(JeffManza)和克莱姆?布鲁克斯(ClemBrooks)考察了对于性别差,尤其是对于女性比男性更支持民主党这个重要差别的4种理论解释。第一种“性别社会化”理论认为,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女性的性别角色主要被定位在家庭和养育关系的范畴内,因此可能导致女性和冷战时期主张军事路线的共和党产生隔膜,而更倾向于关心福利政策等社会问题的民主党。第二种理论认为,家庭结构的变迁和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导致选票“性别差”的主要原因。当妇女不再需要依靠婚姻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经济生活,女性受男性配偶或伙伴的支配也就可能越少。同时,尽管女性支配经济的能力提高了,但总体来说,她们的经济地位依旧比男性脆弱,因此也就更依赖于政府扶持性和补偿性的政策,所以妇女更青睐强调政府干预的民主党。第三种理论认为,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的上升,可能是造成“性别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拥护女权主义的观点,而美国的妇女运动显然是站在民主党这边的。第四种理论认为,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有偿社会劳动的过程,才是“性别差”出现的基本原因。女性进入职场,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例如妇女在就业中更了解不同的党派政策和立场,或是女性因为亲身经历性别歧视而支持妇女运动。与此同时,女性也更需要政府的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来解决她们的就业和家庭抚养问题,因此也可能导致女性倾向民主党。这些解释虽然意见不同,但都体现出了选举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其实植根于两性在社会中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除了第一种强调社会性别角色的理论外,其他理论都认为性别差异的浮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性关系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和调整的结果。
曼扎和布鲁克斯对1952年到1992年的女性投票数据进行了分析,从量化的层面对上述4种理论的准确性进行评估。她们认为,女性就业的上升趋势是和女性在大选中更倾向民主党的性别差主要相关的一个因素。主要是妇女劳动状况的改变,而不是笼统的社会性别化过程本身,影响了妇女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改变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不足以解释他/她们投票行为上的差别。对于女权主义意识这一项,两位学者认为这也是一个与“性别差”有关的因素,因为女权意识和女权运动可能是推动妇女就业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于前者如何影响后者,曼扎和布鲁克斯的量化分析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无论怎样,她们的分析进一步论述了“性别差”这个现象的社会根源。
从一个统计现象变成媒体新闻报道的题目和总统选战的一个重要战略,“性别差”在当今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地位是和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努力分不开的。1980年时任国家妇女会主席的伊莉诺尔?斯米尔(EleanorSmeal)注意到大选中里根支持率的性别差异是妇女46%,男性54%支持里根,就在当年年底国家妇女会的报纸中对此进行报道。后来在游说各州政府推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过程中,国家妇女会提出“性别差”一词,以描述男性和女性在投票中的分歧。在1981年10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中,“性别差”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主流报纸中。卡蒂?邦克(KathyBonk)对此评论道,“就这样,性别差这个词语走进了媒体的视野,迈出了进入美国社会意识的必要一步,但是如果没有人大力地和不断地向记者提供关于妇女票的信息和纪录,这根本是无法实现的。”正是妇女运动制造了“性别差”这个概念,并通过有组织的和不厌其烦的媒体宣传在社会上引起注意,才使妇女选票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被党派和政府所关注。
“性别差”现象的存在,使吸引女性选民成为近年来民主、共和两党在总统大选时的一个重点战略目标,其中另一个原因是女选民历来被视为是摇摆选民(swingvot?ers)的主要成员。女选民在总统大选中的重要性在1996年比尔?克林顿竞选连任和2004年小布什竞选连任中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媒体对所谓“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这两个群体的热烈讨论和大量报道。
“足球妈妈”(soccermorn)一词最早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指的是“负担重重,收入水平中等,经常来往于足球训练场、童子营和学校之间接送孩子的在职母亲。”该文还指出“足球妈妈”是克林顿阵营的顾问提出的一个概念,而多数评论用这个标签主要指代那些居往于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已婚妇女。这些报道一致强调了“足球妈妈”最关心的是关系她们的孩子和家庭的教育、经济和社会问题。到了2004年的布什竞选连任,“安全妈妈”(securitymom)和“赛车爸爸”(Nascardad)成了媒体的当红人物,而“安全妈妈”更是被看作为“足球妈妈”的延伸体。一些评论认为,“安全妈妈”一词是共和党民调专家的杰作,指向的实际上是所谓经历了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的“足球妈妈”,冠以“安全”一词意在使公众认为孩子和家庭的安全保障已取代了教育和社会问题,成为2004年大选中母亲们最关心的问题。
“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媒体战略,也是“性别差异”被社会、政党和政客们广泛认识、接受并高度重视的体现。这种战略在语言学领域被称为“框意”(framing),指的是人们“在思考时所使用的一种认知结构。”也就是说,在社会沟通和大众传播领域中,所谓的客观现实,其实是人们主观认知的产物,而认知是一个有关意义和价值观的领域,因此认知也就是一个可以被塑造和引导的过程。应用在美国总统大选这样的政治传播场景中,“框意”即“通过语言来掌握政治现实”。它成为影响党派候选人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能否拉拢选民的关键在于大选阵营能否把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理念通过一个能够在选民中引起共鸣的框架传达给公众。
“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正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框意”竞争的产物。她们虽然并非子虚乌有的社会群体,但这两个名称主要是一种语言策略,是各党派谋士的一

种创造,旨在将大选的目标选民群体进行细化分割和形象化,为媒体和社会大众提供一种大选中的认知框架,用来引导、塑造和强化各自阵营意欲推行的观点,例如,“足球妈妈”突出了克林顿竞选中社会政策的主题,而“安全妈妈”突出的是布什竞选连任时强调的安全主题。
“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聚焦于性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十分重视妇女的意见,但女权主义者却对此表示担忧。苏珊?卡罗尔认为,这是大选政治操纵选民的一种伎俩(electoralmanipulation),利用了妇女,却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妇女的社会要求和性别利益。“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实际上是被构建出来的目标选民群体,其特点是,这些选民并不是以这种身份互相认同的,而且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来代表这些选民。这种局面造成当选的政党在执政后并不需要兑现自己对该选民群体所做出的承诺。
尽管如此,“性别差”、“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这样的称谓已经在近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家喻户晓。虽然女选民在大选中的重要地位并不一定能在选举后为女性带来政治利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但是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性别已成为当代美国大选政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共和党对佩林的副总统提名主要是出于一种性别政治的需要,即希望能够通过对佩林的提名拉拢女选民,以此来抗衡和削弱民主党自1980年代以来在女选民中所占的稳固优势,尤其是吸引在民主党预选中支持希拉里的女选民。
因此,在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时候,佩林称自己为“冰球妈妈”(hockeymom),沿用并巩固了“足球妈妈”和“安全妈妈”的框架,向公众标榜了自己的性别身份,试图在女选民中取得支持。佩林的提名也确实在短时间内给共和党的选举阵营带来了一股可见的政治活力,并被媒体称为“佩林效应”。在她被提名之后,《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民调显示,麦凯恩的支持率提高了将近20点;《新闻周刊》的民调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在2008年7月,麦凯恩以44%对39%领先奥巴马在白人妇女中的支持率,而佩林的提名更是把麦凯恩与奥巴马之间的差距拉大到了53%对37%。同时,1/3的女性表示她们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麦凯恩,因为他提名了佩林。而白人男性中并没有因为佩林的提名而发生类似的变化。但是,佩林并不认同自由主义妇女运动的价值观。由于佩林在堕胎问题上持强烈的保守主义立场,只允许妇女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堕胎,即便是性暴力导致的怀孕也不例外。因此她受到了主流妇女运动的反对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的垢病。可见,共和党对佩林的提名并不是为了迎合妇女运动,它追求的主要是选票“性别差”的效应,希望通过佩林这个女候选人来赢得女性的支持。

四机遇与挑战

希拉里和佩林参与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给美国妇女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她们参选对女性参政的积极影响,而挑战则在于女性参政并不等同于女性的利益获得代表和实现。
希拉里和佩林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同时出现,打破了女性在总统竞选中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的局面。虽然她们参选本身并没有造成有利于妇女的政策调整,但是她们的参选对于促进妇女参政可能会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在分析美国妇女参政比例较低的原因时,劳拉?艾尔德(LaurelElder)在对纽约市7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和男性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后提出,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对于男女政治性别角色比较刻板的划分,依然是影响女性从政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艾尔德的调查也发现,年轻女性对女性政治家表现出明显的赞赏,这意味着女政治家作为年轻女性的榜样和模范,有可能对促进女性参政起到激励作用。沃尔布莱希特和戴维?E.坎贝尔(DavidE.Campbell)针对这种性别“模范效应”,从量化的角度论证了女政治家对于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参政兴趣的正面效果,并指出这种模范效应主要体现在女孩们增长了对政治话题的兴趣。他们发现,女性官员的存在,显著地提高了女孩在家中和父母讨论政治话题的积极性。L.R.阿特克森(L.R.Atkeson)则特别指出,女政治家的“模范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的媒体曝光率和公众知名度的产物,也就是说,媒体和社会是否关注女政治家与她们在政治竞选中是否有竞争力直接相关。
由此可见,希拉里和佩林的参选对美国女性从政意义重大,但这次大选也暴露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强调性别认同的不足和窘境。虽然希拉里和佩林同为女性,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却对佩林明显冷淡,甚至表现出反感和反对,原因在于佩林和妇女运动的立场是对立的。希拉里和佩林的同时出现向美国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是,妇女代表是否就会代表妇女利益。苏珊娜?多维(SuzanneDovi)在探讨女性和政治代表制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有女性“代表”不一定意味着女性的利益得到代表,更不意味着民主代表制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多维列举出4种代表关系:一是着重授权和责任形式制度的“形式”代表制度(formalistic);二是着重代表人和被代表群体之间经验相似处的“特征”代表制度(descriptiverepresentation);三是侧重被代表群体和代表者有感情响应的“象征”代表制度(symbolicrepresentation);四是重点在于检查被代表群体利益是否得到推进的“实质”代表制度(substantiverepresentation)。希拉里和佩林的参选在女性当中引起的反响,包含着以上多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这些不同的机制对女性的群体诉求带来的影响。希拉里和佩林作为女性,似乎都代表女性,因为她们和其他女性共享性别这一社会特征。相较于男性,女选民对于她们给予的更高的支持和拥护,也反映出希、佩二人的性别对女性来说有重要象征意义,即她们的出现象征着女性在美国最高参政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但是,主流妇女运动对于希拉里的大力和公开支持,相较于她们对佩林的不支持,固然和妇女运动的党派立场有关,但这也是因为拥护民主党的这一立场是基于能够推进对妇女利益进行实质性代表这样的希望。很显然,佩林作为共和党中的保守派候选人和女权主义主张的反对者,她即使当选,也不会站在妇女运动这一边。
由此可见,对美国妇女运动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如何使更多的妇女参政,而在于如何能使更多有女权主义意识、愿意为妇女谋利益的女性参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影响和促进具有性别意识、维护和发展妇女的权益,并有助于两性平等的政策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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