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位大学校长的“事”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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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台湾亲民党首宋楚瑜访问大陆,在清华大学演讲完毕后,赠送了一幅小篆书法作为礼物,写的是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该校校长顾秉林宣读此诗时,被“侉离”句的“侉”字卡住,后经人提醒后得以继续下读。顾校长因此而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欢迎词中有一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纪校长见“火”面热,但语出《诗经•七月》的“七月流火”乃为星名,指七月心宿位已离中天逐渐偏西,暑热随之渐弱,本指天气渐凉。纪校长因用词不当引发了一些人的议论。
今年4月,在厦门大学授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在连战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后,身为此次活动主持人的潘世墨副校长请他题词,连战当场挥毫写下“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两句。潘副校长当众诵读这两句时,将“黉宫”错念为“皇宫”。可“黉”字的正音为hóng,指古代的学校。
这三件“事”,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文字多达数万,古今含义多有不同,一字多音,一字多义,而常用字只需数千,对于那些难得见一面,甚至终生不见一面的生冷字词即使语言文字专业的人也未必全认得,全懂得。日常生活中,偶遇生冷字词,通常借助工具书就可解决问题。故而,现场认错念错字,或者望文生义,理解错误,本无需大惊小怪。
但笔者由以上三件事想到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来自台湾的宋楚瑜、连战对“侉”“黉”之类能娴熟地运用,而大陆的学者却往往对它们很陌生?我认为这是教育的结果,大陆对传统国学的教育长期重视不够,中学、大学时期古文学得太少了,学理工的尤其少。且不说“文革”前学生中就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言;“文革”中,教育成了重灾区,延误了半代人;“文革”后,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并未消减,教育产业化更使人文教育的地位每况愈下,中国国学的未来已成有识之士之忧。
从小学、中学,一直念到大学,识不了多少汉字;日常应用中错别字泛滥成灾;报刊影视的文字中没有错别字已是罕见;大学生写不出像样的请假条亦不足为怪。汉语言的学习、运用已成如此严重态势,可还要学生花许许多多的时间去学英语,并且还从小学开始,真有点匪夷所思。在如今开放的时代,当然需要有不少人学英语,可是否需要像现在这样近乎全民学英语?很值得研究。几年前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此事呼吁,看来并未得到主管部门的重视。学英语的大多数人除了教小孩不说“再见”而说“bye?bye”外,几乎一生与英语无缘。与其把宝贵的少年、青年时光花在无用或用处不大的学英语上,不如让他们多读一些中国的古诗古文,这于未来的一代人更好地继承中华文明、识得并运用更多的中国文字,显然更有好处。
前不久,笔者读到一篇题为《还有多少中国味?》的文章。该文的作者用形象的笔法写道:“‘80年代下的蛋’还没完全孵化,90年代已经开始暴走。这群孩子是新中国的第五代,是生下来就可以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是生下来就接受英语、网络、全球化名牌的一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百年的一代,是过年没有鞭炮但有圣诞树、没有笔墨纸砚但有鼠标PS2的一代。在急速转型的全球化年代,他们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中国味儿?”
在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的文章中,中文也正在被英文所代替。在消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媒体起了推波助澜乃至十分恶劣的负面作用。某报曾载有这样的文字:“我约了CCTV的几名记者和一群MBA、MPA的研究生,讨论中国加入WTO后IT业的发展前景,以及IT业对GDP的影响。……随后我们去了KTV包房,大唱卡拉OK,大家相继关掉BP机,也不上Inter网,兴高采烈,通宵达旦。”
笔者的“发散性”语言到此可以“集束”了:如果我们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不加以改进,传媒的洋化倾向得不到遏制、消除,不强化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宣传教育,“中国味”势必越来越淡,中国语言的认知势必越来越差。将来不只是三位大学校长在中国生冷字词面前出问题,而是更多的中国人、中国学者、中国大学校长在常用字词面前出问题。说不定有一天,因为不以讲外语为时髦,对方块字情有独钟,认知比别人多,而有人会对这些人感到“遗憾”、“汗颜”和“耻辱”。
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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