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对灾区大学新生入学后的心理影响

共9853字

摘要:本文选取四川省某高校的五名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大学新生进行了个案访谈,并进行了定性分析。从校园生活满意度、校园关爱度、惊恐维度、自信维度、自尊维度、目标维度、人际关系维度等视角分析了灾区大学新生入学后的心理状况,并提出参考意见,对于高校进一步做好灾区大学生的工作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灾区;大学新生;心理状况;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7.9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顿时间房屋倒塌,伤亡惨重,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这样的灾难事件中,灾区人民面临亲人的死亡、受伤及财物的损失,幸存者及援助人员等在心理上均产生相当大的震荡与影响,比如无助、强烈的害怕、恐惧、悲伤、自责等情绪。此种经历容易形成个人的创伤经验,造成某些灾民出现创伤应激障碍及抑郁、焦虑、恐惧等等心理问题,因此,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尤为重要。然而地震过去已有一年的时间,当我们关注着灾民能否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灾区的重建是否顺利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不应该忘记还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就是已经进入大学学习的灾区大学生们。经历了地震,这些孩子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家园,有的经济上陷入了困境,有的一时还难以忘怀地震在他们心中留下的痛苦烙印。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应该成为高校学生工作关注的一个重点。
本文所研究的灾区大学新生,主要指的是来自地震重灾区(覆盖川、陕、甘三省)参加了2008年高考延考并考入大学的大学新生。笔者通过访谈来展现灾区大学新生的内心世界,从心理学、教育学、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多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为各高校进一步作好灾区大学生的工作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立意抽样(purposefulsampling)的方法,在对四川省某高校200名来自地震灾区的2008级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抽取5人作为个案访谈的对象作深度的研究。
此次访谈所涉及的问题,有的是笔者在查阅有关灾难心理资料的前提下设计好的,还有的是访谈对象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自然流露出来的,问题内容的维度既有针对性、自由性,也在多人访谈中体现了重复性。内容触及访谈对象较深的内心世界,如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家庭观等等。所以,从访谈的内容上看,已经不是单纯的心理学访谈,而是在诸如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跨学科背景下的一次质性研究。
目前,质性研究及质的访谈和分析方面,欧美和港台地区应用较为广泛。本文也力求突破以往心理学研究主要以问卷量表统计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采用质的分析,去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因为心理测量固然可以测出研究样本的一些症状,但其缺点在于很难触及他们的内心世界,有些问题甚至是测量不出来的,也没有相关的量表供使用。本文使用的是跨个案分析(cross-caseanalysis),即把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的回答综合到一起,或对每个中心问题的各个观点取向展开分析。
现有的对汶川地震灾区人员的心理健康研究主要是通过SCL-90等现成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是毋庸质疑的,但是所研究和测量的维度只限于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等10个因子上,而对于心理健康的其他维度诸如自信、自卑、责任感、孤独感、责任感、惊恐症状和对生命观的看法很少涉及。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从这些已有研究还没涉及的视角来进行一次非统计学的质性探讨。

三、访谈分析

(一)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访谈对象对生活满意度的表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在灾区老家和亲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的担忧,二是对现在大学生活的满意度。
关于第一个方面:
现在在大学里的生活挺好的,不愁吃穿,就是担心家里人的情况,家人没有什么伤亡,但房子没了,都出去打工了。(访谈对象1)
其实灾区的重建并没有像电视宣传那么回事,国家和政府是尽力了,但由于有些地方较偏僻,交通不便,那些地方的重建工作开展的不是那么理想。外面的人估计不了解实际情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灾区实地看看就知道了,每次和家人通电话,聊到他们的状况,我都挺牵挂的,问问家里的房子建起来没有。(访谈对象2)
我在大学生活挺好的,只要爸爸、妈妈、哥哥、妹妹他们都好,我就很高兴了。(访谈对象3)
关于第二个方面:
国家给我们减免了学费,生活上还过的去。(访谈对象4)
现在我们吃的、穿的、用的跟其他同学没什么差别,生活上没什么好担心的。(访谈对象5)
地震的确给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过去的传统观念中,总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而眼前的这些特殊的80后、90后在经历灾难后更懂事,更成熟了,知道顾家了。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Erikson)认为,在不同的年龄中,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感”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与每个阶段个体所面临的成长危机之内容息息相关。人生的每一个新的尝试,似乎都可以看作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危机”,有些尝试成功,有些尝试失败,有些尝试差强人意,有些尝试的成败见仁见智,有些成败可能来自个体的潜力限制,有些成败则来自环境的影响与机会,但无论如何,这些人生大大小小的抉择与经验,终究会环环相扣、反复叠加,形成个体成长后对“自我的认同”与“自我价值感”,也造就了个体的性格[1]。
对于他们的生活条件,笔者通过了解,发现灾区大学新生们与其他学生在衣食住行上没什么差异,学习用品和通讯工具也是齐全的。
(二)对学校有关对灾区大学生工作看法的影响
总体来说,访谈对象对学校在物质帮扶的工作上是满意的,但难免有所缺失。
我们很感谢国家和学校给我们的帮助,除了减免学费,还有一些生活补贴,不过对我们的心理和思想状况关注的比较少。(访谈对象1)
可能是每个学院的老师不一样,每个班都有班主任,有的班主任就比较关心灾区学生的心理思想状况,还经常到宿舍来看望我们,拉拉家常。(访谈对象2)
像我们班主任就比较忙,一个月没几次能见到他,只是在班会的时候见过他。(访谈对象3)
对于老师管不管我们,我没什么看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能够给我们减免学费就已经很不错了,学校给我们的太多,就会觉得是一种施舍。(访谈对象3)
笔者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也发现,该校对灾区来的大学生物质生活上的帮助比较到位,但对他们的心理辅导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少。这也与每个学院的制度和措施不一样有关,并且每个老师或班主任对灾区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意识程度不一样,所以造成了工作上的缺少。每个老师的学科专业背景不一样,不一定是心理学和教育学专业的,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敏感程度也自然不一样。
(三)对人性观的影响
患难见真情,危难显人心。在地震期间,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人群,在法律和道德约束突然丧失的短时间内,表现出了不同的人性。
我们当时在空旷的地方搭起帐篷安顿了下来,碰到了许多困难。由于交通中断,食品送不进来,比较短缺,同学们就互相让着吃的东西,先是老师让学生,然后同学之间就互相谦让。说实话,当时每个人都饥肠辘辘的,都很想吃上一口,但在那种谦让的氛围下,大家考虑的都不是自己,这一场景让我终身难忘。(访谈对象1)
后来我们转移到了成都西南财大校区里,那段经历更是让我们感动。那里的老师和同学给予了我们许多无微不至的照顾,除了安排我们食宿,还组织活动,让我们参加,暂时忘记了痛苦与悲伤。我觉得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我们的集体没有散,心还在一起。(访谈对象2)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经历,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他们,他们都是好人。(访谈对象3)
在汶川,有的农民做得很过分,他们去倒塌的房子那里搜刮财物。我当时想回家去看看父母,由于公路已经塌方阻断了,汽车进不去,只能租当地农民的摩的,可是他们却漫天要价,价格比平时贵好几倍,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对我们本地人是这样,对想进去采访的记者也是这样。(访谈对象4)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突如其来的灾难会让他们更直观、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人性。这比在课堂里的说教强得多。另一方面,这些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最佳时期,应该让他们多看到人性中美的一面,从中得到升华,作为教育者一定要善于引导。
(四)对震后惊恐现象的影响
被访对象均来自地震重灾区,震时遭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访谈中虽然没有用专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量表进行测量,但通过一些相关症状的提问,笔者发现他们之中对于地震后出现的惊恐现象存在差异,有些感受是已有现成的心理测量量表没有涉及的。
地震之后,我看到像车祸等等一些事故都会觉得害怕,而在地震之前没有这样的感觉。(访谈对象1)
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地震、火灾、车祸等场面,我就觉得心里害怕,就会马上联想起地震的经历。(访谈对象2)
有时在宿舍躺在床上,如果有些晃动,就以为是不是地震又来了;有时同学把门关的太重了,把窗户都震晃了,也以为是不是地震来了。(访谈对象3)
我对这些没什么感觉,估计是经常有余震,习惯了吧。(访谈对象4)
5.12那天那么大的地震都经历过了,我连死也不怕了,这些都不算什么。(访谈对象5)
不同的对象对不同的惊恐现象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地震遭遇相似这一前提下,其原因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格对待应激事件的反应不一样,需要用人格量表进行分析,或进行专门的人格结构访谈才能做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对此教育工作者不能掉以轻心。人格因素是影响应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外向性格的人更易于适应环境,个体对问题的看法及解决方法受心理社会等多因素影响。国内学者马燕等研究指出:学生的个性特征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很大;李义安等认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人格特征有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2]。
国外的研究也表明,从短期影响上看,灾难与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沮丧,生理疾病和噩梦的增加相关。从灾难的长期影响上看,自然灾难对情绪具有微小但持续的影响,它们会招致压力和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有些精神病的症状存在一定的潜伏期,会延迟出现,而且症状持续长达14年[3]。大部分灾难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渐渐减弱,一般在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像哀伤、思念这样的情绪可能会持续得更久,伴随我们几个月甚至几年,但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多影响,所以应该区别对待,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盲目夸大。
(五)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人的各种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引起的。学生进行学习也总是为一定的学习动机所支配的。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它是一种学习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和教育对学生学习的客观要求在学生头脑里的反映。它表现为学习的意向、愿望或兴趣等形式,对学习起着推动作用。访谈结果表明,访谈对象在地震前后的学习态度总体上存在差异。
我觉得经历了地震之后,家里那么困难还供我上大学,我会更珍惜大学的学习生活的。(访谈对象1)
我觉得我以前的学习比较盲目,但是现在我的目标明确了,进入了大学首先的任务是要把学习搞好,多学些知识毕业了回去重建家园。(访谈对象2)
现在能有机会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爸爸还在外面打工供我和弟弟读书,很辛苦,我一定要努力,不要让爸爸妈妈失望。说着说着该访谈对象掉下了眼泪,其他人也潸然泪下,访谈曾一度中断了几分钟。(访谈对象3)
我觉得现在学习没什么动力,感觉大学里什么东西都没劲,以前在高中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访谈对象4)
可见,不同对象的学习态度是明确与复杂交织的。有的访谈对象本身就具备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更多的是地震及地震带来的影响这一现实动因使得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动机添加了与现实紧密相连的积极成分,为了百废待兴的家庭,为了含辛茹苦的父母,也为了自己的将来。对于个别学习动机不强的访谈对象,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从人格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引导,地震对他们的学习动机影响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名访谈对象都出乎意料的一致认为毕业后要回到家乡,参加灾后重建,与他们在中学时代形成的学习动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个人的理想追求转变成对家乡的责任。对于这些大多来自四川农村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曾沿袭着孔雀东南飞、人往高处走的传统思维惯性,怀揣着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想法。但地震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激发了他们身上从未有过的对家庭、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访谈中发现,灾区大学新生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在地震前后及进入大学前后存在差异。
地震的时候,我们高中同学能活下来的都成了生死之交,同学们之间相互鼓励、扶持、帮助的经历我这辈子都难忘。(访谈对象1)
进入大学后,周围的同学还是挺关心我的,都比较热心主动的帮助我,不过有时候过多的帮助我会觉得是一种施舍,不习惯。(访谈对象2)
在大学里,我不希望周围的人刻意的把我们当灾区的学生看待,只希望能和他们正常交往。(访谈对象3)
我觉得我比以前对人更宽容了,对待不公平的事情看得更开了。(访谈对象4)
我发现现在的我变得不爱说话了。(访谈对象5)
由此可见,来自灾区的大学生还是希望能融入大学的集体生活的,但强烈的自尊心不希望别人把他们当做灾区来的,不希望对他们是一种怜悯般的施舍,而是像普通同学一样的交往。诸如像高校贫困大学生一样,弱势群体不都是只希望停留在物质上得到帮助的,他们也有极强烈的自尊,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只是失去了房子等财产,并没有失去基本生存的能力,物质上不如别人不等于精神上不如别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双手来改变生活,在人格上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是平等的。
已有的定量研究也表明,在经过SCL-90测量的人际关系维度上,灾区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平均得分为1.95±0.78,高于全国大学生常模(1.85±0.64**)和全国青年常模(1.76±0.67**),但仍处于良好水平[4]。
(七)对孤独感的影响
进入大学之后,他们发现大学同学的人际关系没有高中时那么融洽,许多人的交往都是带有功利目的,一时间,这让刚进入大学校园的灾区新生面对从未见过的“潜规则”无所适从,难道理想中的大学校园竟然是这样的吗?
有的交往就是为了评优评先拉选票,为了评上奖学金,这种事情我们在高中都没见过。(访谈对象1)
在大学很难交到知心朋友,平时也只能和来自灾区的老乡说说心里话。(访谈对象2)
还是感觉比较孤独,也许是刚入学时间不长,还没交到什么朋友吧。觉得孤独的时候就会跟家里打电话。(访谈对象3)
这些问题与其他非灾区的大学新生入学不久反映的情况相似,基本上对新的人际环境产生了适应性不良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怀旧情结,都觉得高中时期同学间的友谊比较单纯,到了大学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加上大学本身就是个社会的缩影,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交织着,功利目的难免放在了人际交往的首位。还有一种原因就是由于新生刚进入大学不久,还没形成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子,这些因素笔者认为与地震影响无直接联系。

(八)对焦虑的影响
有时候挺担心地震会再来,怕家人再受到伤害,家里的条件已经经不起折腾了。(访谈对象1)
现在担心的就是怕学习跟不上,对不起辛辛苦苦供我读书的父母。(访谈对象2)
我没什么好焦虑的,我现在感觉什么都无所谓。(访谈对象3)
我现在最担心在外面打工的爸爸和弟弟,他们为了这个家在外面吃苦受累,就怕他们出现什么事故遭受伤害。(访谈对象4)
可见被访对象普遍存在着焦虑,只是在焦虑的内容和对象不同,至于程度还应做进一步的心理测量。有的是对地震本身产生的焦虑,建议对此类对象进行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测量。有的是正常的学习焦虑心理,与普通大学生并无二致。而对于感到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的对象可对其进行人格测量再做进一步甄别。有研究表明,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灾难中较城镇、城市大学生高,这说明农村大学生抗挫折、应突发事件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心理品质[5],这提示我们心理健康教育应当关注城市长大的孩子的交往、抗挫折等能力。当然,这不是说农村灾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都优于灾区城市大学生,在焦虑方面,来自农村的灾区大学生就明显严重于其他二类,这可能是农村面临重建的困难、经济压力以及自主救援等问题较多,而自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思想也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在同样是灾区的陕西省,对灾区大学生的SCL-90研究数据显示,重受灾区学生的焦虑均值水平高于非受灾区的学生(2.25±0.93**>1.52±0.52**)[5],存在轻度焦虑。
(九)对生命观的影响
经历了这次地震,我发现生命真是太脆弱了,很多亲人和同学,一下子就没了。(访谈对象1)
生死有命,有些时候是人自身左右不了的。(访谈对象2)
经历了地震,我会更好的珍惜生命的,我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了父母,也是为了我自己,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访谈对象3)
生死都经历过了,我会更豁达地看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会为一些事情斤斤计较,学会了谦让别人。(访谈对象5)
灾难使得生命变的很脆弱,这是被访对象普遍的看法。“人定胜天”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每次浩劫都能应验的,即使人类最后战胜了自然灾害,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心灵的代价。访谈对象所流露出对生命的无助感,应加以引导和重建,但对于豁达的人生态度应该为学校生命教育所提倡。
(十)对责任感的影响
访谈对象所谈的责任主要是对家庭和家乡的责任,经历过地震的人和没有经历过地震的人对于责任的看法是不同的,同是一个人,地震前后对于责任的看法也存在不同。
过去我想的主要是自己,不会管父母怎么想,现在不一样了,觉得自己长大了,想的更多的是父母和家里的情况。地震之后,我很害怕失去他们,希望他们过的好好的。(访谈对象1)
我觉得现在有种责任感,就是将来毕业了,要好好工作赚钱给家里盖新房子,不让父母再操劳了,他们现在为了我能上学,在外面打工可辛苦了。(访谈对象2)
我毕业了,会回老家去的,以前老想着去沿海城市发展,现在不一样了,家园等着我们回去重建,我觉得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有责任为重建家园出一份力。(访谈对象3)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在外面打工的父母能否平安,真怕他们太累太辛苦,有病不舍得去治,还有家里的弟弟妹妹,希望他们能好好读书。(访谈对象4)
生活是最好的课堂。地震给他们带来伤害的同时,也磨练了他们的成长,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这是在课堂的说教里学不到的。我们可以把创伤合理的转化为一种教育资源去影响更多的学生,向灾区的同学学习。

四、讨论和建议

鉴于对访谈内容进行了以上若干维度的分类,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谈谈当前灾区大学生心理和思想状况问题的成因。
(一)地震的冲击
汶川大地震后,零点公司针对灾区居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66.7%的成年人具有强烈的压力感,33.1%具有较高的忧郁哀伤情绪。尤其是自己和亲人都受伤以及失去亲人的成年居民的情况更为严重,约有62%具有更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42.3%的人仍处在地震发生的心理冲击影响中,22.1%受到地震的影响比较大,应当给予特殊的长期的关照。
此次汶川大地震的确对来自灾区的学生造成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在访谈的每个维度中被访对象都表现出了震前和震后的差异。美国卫生部长迈克尔•莱维特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中认为,一般情况下在灾难发生的6-9个月的时间里,是最需要在精神方面得到医疗救助的。因此,中国必须在地震后未来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时间里应对灾民后续的精神医疗问题。这样巨大的灾害要恢复起来并不容易。
(二)学校工作的缺失
一些高校在资助工作中对灾区大学生缺少人文关怀,重视物质的扶助,缺乏精神扶贫,重视群体的特性,忽视个体的特征。资助方式失当,互动环节不畅,都使灾区大学生感受不到心灵的温暖与关怀,解决不了他们思想上的困惑和深层次的问题,有的甚至逐渐发展为经济、心理和学习上的“三困生”。被访对象也普遍反映,他们的班主任工作都比较忙,而且可能因为不是教育学、心理学专业的,在做学生工作时没注意方式方法,对灾区大学生的心理和精神关怀不够,没有及时深入学生当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
(三)多重压力
适应性压力。90后的大学生已经进入校园,适应性问题是大学新生的普遍问题,基本表现为对大学相对比较轻松自由的环境不适应,没有了像高中那样的有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多数学生无所适从。还有一部分学生迟迟进入不了状态,陷入无聊、空虚、不安和焦虑之中,有的甚至会产生心理问题。作为特殊的新生,灾区的大学新生除了存在一般大学生所共有的心理问题外,还会在精神上感到一种压力,就是比较忌讳被当作灾区的学生,不喜欢旁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对于一些帮助会觉得是一种施舍,这显然对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发展是不利的。有些部门和研究单位会找灾区的学生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虽然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做好灾区学生的工作,但是这些活动多了,必然会遭到灾区学生的反感。还是给他们一个安静的空间生活学习吧,不要再轻易揭开他们心灵上的伤痕。
学业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是在毕业后好回到家乡重建家园,为家庭分担压力的高动机指引下,让他们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学习,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简言之就是压力变动力,这个方面要比其他非灾区学生的学习动机要好的多。
经济压力。这里的经济压力区别于一般高校贫困生的压力。国家和学校制定了许多减免灾区大学生学费措施,并给予了适当的生活补贴,在访谈中没有反映在经济和生活上出现困难。这里指的压力是一种间接压力,由于被访对象的家里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的损失,为了生计,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比如父母,兄弟姐妹都外出务工,有的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收入又低,境况实属不易。灾难使得灾区大学生们要比同龄人成熟许多,正因为这份成熟使得他们都会时常牵挂着在外打工的亲人,都会影响学习的精力和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状态。
(四)主体认识和人格差异
主体认识差异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积极的,比如会把这次灾难当成是人生的财富,自己在困境中得到了成长,发现了人世间真善美的存在,个体的学习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了,自己能否在大学里学有所成决定着能否更好的为重建家园服务,学习目标更明确等等。相比较而言,另一类有宿命论的成分,似乎一场地震让自己变得麻木了,变得少言寡语,不爱与周围人打交道,学习动机不强,目标不明确。通过调查了解,这些原因不一定是地震造成的,是有本身人格因素的成分的,应做人格方面的测量与分析。
本文主要是针对2008级来自四川地震灾区大学新生的心理情况而展开的调查和讨论,但其研究成果具有广泛适用价值,时值新学期开学之际,也可服务于各高校对2009级灾区大学新生的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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