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榜 2003年第24期

共16355字

艾晓明:女权主义者的社会情怀

张念

2003年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中,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女士就是其中明显的一分子。艾教授以其言论和行动,向我们显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道义情怀。今年4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在广州,因时空的接近,艾教授首先在网上发布了犀利精彩的言论,引起公众对生命尊严和生命权的关注。同时和孙志刚家属及律师取得联系,在校园举办讨论会,了解事件真相,为家属募捐,并协助弱者讨回公道。作为一位女权主义者,艾教授不仅坚持可贵的人道精神,而且还从文化积弊的层面,为湖南受害女教师黄静案的公正审理,仍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在艾教授身上,我们看到学识和道义这些词汇,怎样从高贵的书面字眼变成推动文化进步的力量。除了教学,艾教授还积极和相关非赢利性公共组织合作,为在男权文化格局中“弱中之弱”的打工姐妹,提供性别文化的心理培训、个人发展辅导等方面的服务。她的所作所为,使得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介入”,具有了更加广阔和实际的内涵。

三博士:鼓舞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郭宇宽

在2003年的法制建设潮流中,没有人会忘记在孙志刚案后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名上书的3位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俞江、腾彪和许志永,“三博士”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为公民宪法权力鼓与呼的象征性符号。
3个致力于法理学和宪政体制研究的博士上书的内容集中于3点:一是,收容遣送制度在施行中事实上成为一些城市和部门驱赶和敲诈外来民工的工具。有违法治精神,应予废除。
二是,《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超越权限的”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应予改变或撤销。
三是,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并将审查结果及时通知建议人和媒体。
尽管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呼吁,即“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开未产生结果,但在废除恶法方面仍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阶段性成果,这标志着公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曾经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退缩,预示从制造民意到尊重民意的时代正在来临,也鼓舞了更多人对于法治的信心。
经过了20多年经济改革之后,在经济市场化,信息多元化,权力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进入一个法治至上的时代。3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并没有给自己的行为贴上太多意识形态的标签,也不以精英自许,而是以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理性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
在一个曾有“枪打出头鸟”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传统的国度里,3个青年面对本来可以眼不见为净的非正义行径,表现出了充满爱心和关怀的心灵品格,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敏感,并能付诸行动,以理性的方式做出常人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不愿意、不敢做的正义举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年轻精英。
他们的追求和努力有力地说明,在商业文化日趋浓厚的当今时代,在中国新一代人身上,“民吾同胞”的人道情怀和“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传统并未断绝,并得到了积极有效的延续。

王克勤:正气创造价值
橡子

1964年11月出生于甘肃永登县一个农民家庭的王克勤,在兰州市委机关干过文秘宣传,在外贸进出口公司从事过商贸业务,在一家国企担任过一年多的副厂长。1989年进入媒体。他的职业传奇与两件大事有关。
2000年底到2001年初,在担任《甘肃经济日报》记者期间,王克勤开始调查兰州证券黑市问题,文章后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文章这样开头??“一个卫星接收器、几十台电脑、一年更换一次法人代表与企业名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兰州,目前这样的证券黑市还有近20家。阳春三月CALL来的投资人,到了秋天就被‘洗’得差不多了,这些公司便挥起巨镰,将投资人像庄稼一样割得干干净净之后又‘榨’得颗粒不剩。”
这就是持续了四五年的兰州证券黑市。你几乎不能想像,数万名中小投资者,数亿元血汗钱,就这样投进了诈骗者的黑洞。他们以为自己是在炒股,其实他们是在别人精心策划的虚拟交易系统里与诈骗者玩着单据游戏,他们的资金根本就没有进入深沪两市交割。
2000年12月中旬,王克勤从甘肃省的政府网站里发现了一份投诉书,反映在兰州有多家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在从事股票诈骗。他由此开始暗访黑市、调查投资人、走访有关部门,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摸底,最终揭开了那些名为“投资咨询服务公司”的黑幕。这些公司都带有黑社会性质,背后有一大批地痞流氓,而且在一些关键的政府部门都有关系。兰州证券黑市被揭露后,仅2001年一年被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王克勤本人也经历了许多生死劫难,有的黑社会组织悬赏500万元要他的人头。最终,他离开了甘肃,到北京《中国经济时报》工作。
到北京后,王克勤用近半年时间,深入社会底层,先后采访100多名出租车司机及众多出租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他的报道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并促成了北京市出租车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王克勤看来,记者应该站在公众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发言。但现在的记者中却有一些“官虫”,他们的报道是为了迎合某些官员的个人需要,为他们“数字出官”、“政绩出官”摇旗呐喊,由此变成假新闻的制造者和假成绩的吹鼓手;还有一种记者是“钱虫”,谁有利益就向谁看齐,为谁呐喊。
“官虫”和“钱虫”都是有个人利益的,所以他们乐此不疲。但王克勤并不孤单,因为他的内心被一个记者的良知和正气所充满。在服务公共利益的道路上,良知创造价值,正气创造价值。

凌志军:诚实论政的大勇之气
章敬平

他是《人民日报》记者,但他的影响力却来自一系列的畅销书;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他“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
在过去的6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7部作品:《变化:1990年至2003年中国实录》;《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合作);《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合作)。
每一种文体的作品,都在读者、作者和文体三者之间,存在着预设的伦理关系。对应于政论的伦理要求只有两个字:诚实。我们认为,凌志军做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一个说真话并不是很容易的领域,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和马立诚合作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出版后,有人对其口诛笔伐,视他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则将他视为歌功颂德的人物。
诚实地说话,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一颗坚韧的心,一颗为信仰所支配的心。他同龄的很多新闻记者,认为新闻记者是无为的,可他却在无为中寻找到有为。《沉浮》中的大部分文字,他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出版。这部没有任何现实功利色彩的私人备忘手记,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文人,一个匹夫对国家的责任。
我们相信,过去的25年,在政论领域的写作中,凌志军的影响力,体现在他的政论作品对高层政要的影响上。虽然在这一点上,他比起影响了撒切尔夫人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哈耶克,要逊色得多,但是在中国,因为一本公开出版物被高层政要请到家中座谈,还是极为罕见的。当然,受他影响最多的还不是金字塔尖端的高层人物,还有可以用百万计的中层官员、经济界和知识界人士。最重要的是,他影响了众多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他用他的作品,告诉年轻人曾经的历史是这样的,并喻什么是无为。
凌志军三最近出版的《成长》一书中,谈到了情商。他说,人品和聪明不是一个概念。诚实是比智商更为重要的情商。我们以为,他体悟到这一“做人要比做事重要得多”,他的政论才有来源于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的力量。
我们不相信他所叙都无误,所论都正确,但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我们欣赏并推崇这样的说话方式。

姚秀荣:人大代表可以大有作为
章敬平

河南省焦作市运输机械总厂工人,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51岁的姚秀荣,当了30几年工人,10年人大代表。她生动地向人们证明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民主进程中,人大代表可以大有作为。
在厂里,姚秀荣是一个工作狂,一年能干两三年的工作,是全国和省、市劳动模范。1993年3月,正是由于她的劳模身份,她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跟其他许多劳模代表一样,姚秀荣的感受是:“一个工人,也能去人民大会堂坐坐了!”她没有想到人大代表是去参政议政的,因此而当了整整3年的“哑巴代表”。然而,一旦她明白了人大代表的职责,就开始分外认真地执行自己的职责了。
从1995年起,姚秀荣独自以及跟其他代表一起,监督过1000多起案件、事件,包括一起拖了9年的治安员殴打致死人命案,在姚秀荣长达5年的监督下,全部嫌犯被抓获归案,并被判以重刑。她和其他人大代表经常性地监督当地公、检、法干警的值班酗酒、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向证人收取“不准翻供保证金”等行为,他们还成功地阻止了一起当地政府批准的、对该地区生态环境有极大危害的稀土项目的上马。
从当上人大代表起,姚秀荣逐渐学会了自觉维护宪法、法律的实施,并对政府及司法部门的活动进行监督。她最熟悉的是《代表法》。与她的法律素质同时成熟起来的,还有她的政治意识。在这方面她遇到了更大的阻碍。“政治”曾经是政治人物的特权,是禁止平民百姓涉入其中的。但至今仍是车间工人的姚秀荣,却非常看重自己的参政议政权。从1995年迄今的8年问,姚秀荣接待过上万人次的来信、来访,除了西藏以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曾有人向她求助,甚至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商人。她家里整天门庭若市。但姚秀荣坦言自己最愿意“替无权无势无钱的穷苦老百姓说话”,因为他们跟她来自同一阶层,她要首先代表他们的利益。
事实上,姚秀荣向人们证明了,来自底层的人大代表可以是政府与底层民众沟通的?个强壮的通道,是将双方联系起来的一根坚韧的纽带,也是督促政府及执法部门不断完善职责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10年代表生涯,已在姚秀荣身上形成难以磨灭的人大代表气质。即使在落选后,仍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找姚秀荣中诉问题,姚秀荣也会通过其他人大代表,通过党委、纪检部门等渠道反映他们的问题。
每个人大代表都代表着一方百姓,都承载着他们的信任和嘱托,在10年代表生涯中,姚秀荣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袁岳:让民调进入公共领域
郭宇宽

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先生在民意调查的道路上,以科学的方式推动了民意的表达,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和草根声音变成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从而影响了中国诸多层次的决策者。
袁岳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民意并不仅仅由特殊的组织来确定和代表。他的努力喻示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简单表达、艾更、包装和曲解的,民意路线较之精英路线,虽然其政策制定的成本高,但执行成本要低得多。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成长于苏北的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他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搜集行为中的先行者的代表。在经历相当漫长的商业困厄后,袁岳告诉我们:民意研究不是单纯的研究行动,还要有一系列专门的测量、沟通和分析技术。他用科学的力量,给了我们独立检验民意的机会,并回答了我们原先模糊的诸多问题:什么是民意?民意可否计量?民意到底是否可以探测?民意是否先进?民意可否形成主流?
袁岳对民意的贡献,在于他的商业行为极大地贴近了公众利益。在缺乏财团支持的民调领域,他的贡献首先是也必须是一个商人的贡献。这个研习了7年法律,在司法部任职5年的理想主义青年,用商业的方式,把民意调查带进了公众领域。过去,间接民主是中国民意调查的主要方式,虽然有着“通过国家机关反映的意见就是老百姓的意见”的完美的假定,但是我们没法确认少数领导或者一些机关反映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老百姓的意见。今天,我们依然有理由假定,即使出于良好的政治意愿的安排,真正的鉴定结论应该基于受到这些安排和影响的民众的切身感受。感谢袁岳和他的同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洞悉民意真伪的窗口,迎来了穿越暗箱的光亮。

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照亮每一个角落。袁岳的贡献,还在于他的努力预热了中国的民意调查事业。1992年自司法部下海的袁岳和他的零点调查公司,启动了中国的独立民意测评。以他们为代表的独立民意调研机构,已经在包括社会政策、社会难题、国际关系、居民愿望和需要、人民生活质量、投资者评价等等广泛的领域,展开频率越来越高的民意研究。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从大公司CEO到政党领袖不可忽视的决策参考工具。
我们在对袁岳的成绩表示艳羡的今天,不要忽视了一个单身汉昨天所经历的困顿、彷徨和不确定,我们要向这个在搜集民意的途路中经受心灵历炼的人致敬。
朱永新:最具人文气质的市长
张哲诚

“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圣徒般的史怀哲在1952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这句演说,至今仍振聋发聩。
在中国众多的市长中间,人文情怀深厚的苏州副市长朱永新正是基于同样一种理念,在多年的从政道路上一直热衷并醉心于“新教育实验”,现已初见成效。可以说,朱永新正努力实践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仕途理想,而是学者的理想。
醉心“新教育实验”,醉心教育理想,并非仅因为自己是研究教育的学者,也并非因为自己主管教育。透过历史的眼光,长久以来一直探问社会人心的发展、人类文明演进的朱永新,深切感到在万众一心发展经济、人文精神的教育严重缺失、人文关怀严重匮乏的当下,人心的异化、社会的失衡以及城市的病态繁荣。正是源自于这种“社会良心”深处的忧虑,朱永新一直在大力倡导关注人文精神的培养,倡导民族精神的变革。
朱永新坚信读书是文化传承惟一最有效的途径,他历时6年,用心良苦地为大中小学生及教师推荐了400多种阅读书目。而未来“书香校园”的重要特征,就是能够推进师生阅读。他深信,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人进学校不等于接受教育,只有读书才是接受教育。
作为一名城市的经营者和规划者,朱永新也在着力维护和营造城市的人文生态氛围,推动市民的“文化自觉”。因为他深信,只有当其领导者和市民有了充分的“文化自觉”,这个城市才真正是有灵魂的城市。对于目前城市领导者往往只重经济不重人文的现象,他认为主要源自干部任免、考核中“对上负责”的机制,对此他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干部更应该“对民述职”,应建立畅通的民意监督管道。
在中共十六大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历史性进步的感召下,朱永新再次大胆倡导:“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应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俞可平:推进“增量民主”与善治
于几希

他有本书,名叫《曾量民主与善治》“增量民主”,这是个很新鲜的概念,它包含着这样的一种理解: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向前拱进。
他在著作中这样写道:“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timateness),即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所自觉认同。”
他在鼓动着增量的民主,亦在实践着自己的思想。今年8月,他主事的“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并宣布将每年给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颁奖。
民间的学术机构给政府评奖,这在中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新闻。
其实早在2002年3月18日,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就已在京颁发,但俞可平刻意低调,没有请媒体参与。但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却了解到这次评奖活动,并专门给俞写信,称此事令他“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世界的希望”。
为什么要给地方政府创新评奖?俞称,直接诱因是看到以前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评奖??或者由上级评下级,或者由此部门评彼部门。但是,党政机关仅有自我评价是不够的,这些改革与创新活动还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并且由第三者而不是由党政机关自己来组织这样的评价。
道理很简单,同一批人既做决策者又做执行者,再让他们反馈政策的执行绩效,能保证信息不失真吗?”俞这样解释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俞1959年7月生于浙江,获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学位,还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等。
在官员中,他像位学者;在众多学者群落中,他又多少更接近实际政治一些??这也就是媒体格外关注他,而他也甚少接受传媒采访的原因。而我们要颁奖给他的理由也正在于:中国需要这样一方面笃实研著,一方面以稳健姿态、专业精神主动介入现实政治的学者,只有这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逐渐多起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和善治才有实现的希

曹志洪:科学家的谦卑呐喊
章敬平

科学家曹志洪先生,在GDP崇拜甚器尘上的当下,对长三角鱼米之乡的消失发出嗟叹和呼吁。他以科学的研究,寓言般地启示我们,GDP这一类指标是片面的,真正的“财富”应该同时包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
我们注意到,过去的一年内,曹志洪在不停呼吁奔走。他和他的同事一起约见媒体对话官员,通过中国科学院上书中央高层和国务院,呼吁和强调水稻田对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疾呼,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20年以后苏州农村将没有农田。曹苦口婆心地说,稻田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是很难的。即使我们现在粮食有剩余,基本农田也不该无限制地占用,更不能破坏,这是长三角人生存的底线。忧虑稻田减少的曹志洪和他的同事周健民,呼吁尽快控制苏南稻田锐减的局面。他说,无论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还是考虑到粮食安全,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都不能再减少了。
我们还观察到,逼近退休年龄的曹志洪原本不愿在媒体中抛头露面。他是一个低调的人,一个信奉“中庸”人生哲学的人,他害怕曝光在媒体和公众当中,他不愿意提自己,他总是更多地提到他的合作者周健民。他是一个不谙世俗社会话语方式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尽管他是教授,是中国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他始终担心外界误解他是反对中国制造业,反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他出身于浙江穷苦人家,是中共的工作队给了他读书成材的机会,他的身上有经历政治运动后的些许犹豫,他的身上很少意气风发的科学家姿态。他之所以勇敢地走向舆论前台,为了公众利益说了少数人或许觉得不合时宜的话,是因为他的科学哲学最终战胜了他的人生哲学。相对于新派官员们的演讲艺术,他的表达显得平白,甚至于笨拙。但我们为他的喋喋不休式的执著而感动。
曹志洪回答我们什么是大科学家的时候,阐述了他对“大”的理解:不但是科学权威,还是追求真理的人。他说,他这一生说过违心的话,但在科学研究上,他是坦诚的,他从没有因为政治需要说违反科学精神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尽管他连院士都不是。

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的呼唤人
于几希

“可持续发展”这5个字在今日中国,之所以能家喻户晓,要记首功的是牛文元??他现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多年来一直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每年一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人手一册,各省、部、委以上负责同志人手一册)。但上个世纪,这5个字在中国不少地方官的耳里,仍属无关痛痒之辞。
在今年“两会”上,牛文元再次发出了震聋发聩的盛世危言:“1949年至今的50余年问,中国已进行了5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两次国土资源普查,但生态环境的全国性普查尚未实现零的突破。我国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但到底恶化到什么程度?如此重大问题,直到目前竟然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退耕还林还是还草?江河流域如何协调治理?西部大开发中怎样保证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摸清中国生态环境“家底”,才能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依据和支撑。可惜这本债,中国已误了太多年!
倾心于中国生态保护的牛文元亦是“绿色GDP'’的极力鼓吹者。多年来,在各种场合,他多次预言,中国将催生新型国民核算体系一一绿色GDP,这应该成为今后考核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体系。所谓绿色GDP=传统GDP一(自然部分的虚数十人文部分的虚数),这应该成为今后考察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体系。他还相关地提出了度量新型工业化5项指标,包括单位GDP消耗的能源,单位GDP消耗的水资源,单位GDP消耗的原材料,单位GDP释放的污染物数量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今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统筹”,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今后应重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牛文元多年盛侣的观点终于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呼应。
莫忘记了这位老教授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努力:在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巴西里约环发大会)之前,在中国首创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室;199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2001年对“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一套全新理论体系,被国外学术界称为“牛氏指标”,同年,受联合国邀请,与其他39名国际科学家一道,为全球起草“新千年生态评价”的奠基文本。
2003年以来,在城市协调建设、社会稳定预警系统、水资源和管理等关系民生的诸多重大领域,我们仍不时可以听到这位科学家冷静、容智、充满忧患感的诤言、建言。

刘丽英:在零和博弈之中
章敬平

无论哪个时代,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方可真正留下自己的姓名。我们认为,如果数百年后,有黄仁宇那样的史家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话,刘丽英应该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我们认为,刘丽英女士用不屈,维护着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着力维护的清明吏治。因担任江青案的审判员而出名的她,在24年办大案的纪检生涯中,护卫着她关于清明吏治的理想。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她是查办第一个正省级官员倪献策案件的负责人,她是查办江苏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的负责人;她负责查办了哈尔滨国贸城总经理张廷浦案,她负责查办了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她负责查办了沈阳市“慕马大案”??在腐败与反腐败的零和博弈中,她让贪蠹们被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送进监狱甚至被送上断头台。同时,我们注意到,反腐败中胜出的她,平了公愤却结下私怨,受到境内外的诸多诬告、诽谤和陷害。而她只是请求擦净泼向她的污水,而没有在打造清明吏治的事业上,表现出丝毫退缩。
我们认为,刘丽英女士以正直,秉持了任何一个官员都必须秉持的操守。公正无私,不循私情,这不仅是硬性法规对执法官员的刚性要求,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遵守的柔性的道德底线。刘丽英说她有两件事迄今难忘:一个与她相识40年的故人,因接受了好处,便充任政治掮客,替腐败分子马向东说情,让她“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她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怎么会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扭曲成这样!但她明白,她不可能让这个目的得逞。另一件事是,有个被害人的哥哥,因担心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为引起上级对此案的关注,竟无中生有说她的儿子与此有染。刘丽英并没有因此而辖私报复。这个古稀老人用正直护卫着我们须臾难离的伦理规范。
我们认为,刘丽英女士还用坚毅,护佑了中国普通民众朴素的道德信仰。依理,反腐败不是刘丽英一个人的事,反腐败的功绩,也不应该记在她一个人的名下。但,她在重大腐败案件中赢得的铁娘子的名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诉求和公平期待。当一个个贪蠹被法办,中国的百姓们甚至在“习惯性思维”的驱使下,张冠李戴,把别人或集体的工作成果让她“独享”。厦门、湛江走私案不是她办的,而不知情的人们却记在她的账上。这是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的百姓,对一个“清官”的情感过剩的褒奖。

我们了解到,刘丽英女士在赢得民心的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曾意味深长地说,纪检监察官员有“四苦”,尤难克服的是“心灵痛苦”,只能靠信念的坚定和胸怀的博大去消弭。中纪委24年,虽然她曾做过两次大手术,平日依旧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人。实行的也是固定的“两点一线”制,即从家里去单位上班,再从单位下班回家,基本上没有其他社交活动,更谈不上去吃请。从沈阳来北京20多年了,退休前有10年没有去过王府井大街,更不知道那儿的“步行街”是什么模样。我们的心隐隐作痛,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什么一个监察官就注定会失去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快乐。

李金华:为国家财产看门
杨婷婷

年初在政府换届中连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做完审计报告后好评如潮,该报告不仅是国家审计工作卓有成效的有力证明,也可视为当今真话系列的阅读珍品。
今年6月,李金华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汇报工作,披露建设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严重违规违法经营事实,包括隐瞒收入、私设金库等等,报告目前国内金融腐败和国有资产监管问题。该审计报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媒体称之“审计风暴”。
今年审计报告引起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今年审计报告首次向社会公开,而并非往年的审计报告乏善可陈。事实上,早在1999年,李金华作的国家审计报告已经备受激赏,当时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给予“多年来最好的一个审计报告”的高度评价。回顾这份审计经典之作,是反以往审计笼统、温和的发端,其中对中央预算执行和各地部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直接披露,如“水利部弄虚作假、动用财政资金办公司、建楼堂管所,天津里县国税局虚开增值税发票,截留和侵吞国家税款”等。从中可见,审计报告审计对象不再限于基层,而是国务院的某些权力部门。
李金华解释审计职能时用了“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形象譬喻,这是他从10多年审计生旅中提炼出来的通俗表达。时年60的李金华毕业于中央财经金融学院金融专业,研究生学历,并有着深厚的审计工作资历。1998年李金华出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后,接连查处数宗大要案。广为人知的如当年全年清查粮食系统违规违纪问题,1999年审计三峡移民资金和移民建镇资金,曝光挤占挪用现象,2002年审计12户中央管理的骨干企业,查出原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欧阳忠谋等人违规犯罪行为等。国家审计署成为国内反腐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值得一书的是,李金华主政期间,审计工作重点经过了从收入检查??收入和支出检查并举??支出审计为主的变化过程。这意味着,国家审计机关第一审计对象是财政,将冷眼旁观财政如何管理和使用纳税人的钱。李金华将审计的意义理解为审计结果公布,让社会舆论共同发挥监督之职,其本质即为促进政府行为公开透明的法治行动。由此可知长驱直入传统政府管理神秘的云雾领域,为制度反腐之必需。

于建荣:为农民自治创造空间
赵义
2003年,于建嵘博士在三农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专业人士当中广为流传,甚至得到了新的领导集体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到湖南视察工作的初衷之一,据说就和于建嵘博士《岳村政治》一书有关。
于博士的研究首先是建立在扎实的实地调查基础上。为了研究,籍贯就是湖南衡阳的于建嵘在自己的家乡进行了几年的调查和跟踪研究。这种扎实的实证调查研究是国内诸多社会科学所十分缺乏的,这也使得于博士的研究成果在鱼龙混杂、数量庞杂的三农问题研究论著中显得格外珍贵。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研究结论更能赢得人们认真对待。于博士提醒关心三农问题的人士,农村地区面临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危机,原有的治理结构已经蜕化,因此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不是依靠国家施行“仁政”就可以解决的。由此,于对农村地区已经涌现的大批“维权代表”做了客观评价。他的研究告诉人们,这批“维权代表”的组织能力和威信超出了一般人的估计。当然,这些人在他的眼中并不是消极和破坏性的力量,而是预示着农村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的核心就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权代表”在其中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从而成为一股服务于农民、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力量。显然,他的研究成果也提醒了最高决策层: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干群冲突,不是或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眼中的坏分子??维权代表鼓动的结果,而是预示着??种治理性危机,靠压制维权代表或者处罚一些胡作非为的地方干部只能收一时之功。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化解农村的危机,决策层目前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税费改革、减免税负(取消农业特产税等)、清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各种障碍、鼓励各种经济性协会的成长等等。一些省份正在极力推行搞通并乡镇或压缩乡镇冗余干部队伍的工作。这一切无疑都将为农民自治组织的成长创造空间。

蒋彦永:生命至上,不计荣辱
赵义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回顾非典时,人们还是不得不问:假如没有年逾古稀的老军医蒋彦永,我们将会怎么样?更多的牺牲将是一个可能的后果。在解释自己向境外媒体披露北京非典感染真相的动机时,蒋彦永也说:“不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这是医者对生命的悲悯情怀的自然流露。并且,这种情怀和非典一样超越了国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有很多方面对蒋彦永何以如此受到舆论关注,感到不可理解和十分不耐烦,直到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口号成了今天的新潮流。
我们无意树立一个孤胆英雄,这对蒋彦永先生来说可能也是不合适和苛刻的。但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却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环球同此凉热”,没有社会制度、人种、文化的差别。比如,当美国面临着恐怖主义日益严峻的挑战时,她的流行文化中最喜欢塑造的就是在最后一秒到来之际,解决掉爆炸装置的某位男士或女士。不一样的地方也许:在于,我们对蒋彦永的感情会复杂得多,至少,在他的勇气面前,人们应当感到羞愧。设身处地想一想,没有人会公开地、毫无掩饰地说l+1=3。如果仅仅把蒋彦永的“敌人”看作是如此简单的谎言,那就低估了这个“敌人”。谎言背后是某种政治文化,某种看待社会问题的思维,甚至某种利益。列宁早就拆穿过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秘密:利益比几何公理要顽强得多。试问,有谁敢有勇气说,自己身上没有这种思维的影子,没有为了一己的利益(权力,也包括财富)甚至鼓噪过、渲染过这种文化?我们的是非标准远没有那么清晰,这是转型社会之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后代满怀自豪地讲述蒋彦永的故事,这是一笔会让后代对我们心存敬意的财富。
蒋彦永不会得到公开褒奖,至少到今天为止没有。不过,这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令人欣喜的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尊重生命、负责任、协调发展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非典疫情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但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成功地弥补了这和形象。在非典之外,我们还面临着严重性也不亚于它的许多社会问题的挑战,最新的例子就是艾滋病。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澳大利亚期间,专门和当地的艾滋病研究所讨论合作的事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访美国之前,专门到医院看望了艾滋病患者。这些举动对国内民众、对国际社会的信心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蒋彦永式人物也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骆淇椿等:首善之都的公民形象
郭宇宽
从1992年上半年的房地产热开始,北京市一夜之间涌现了大量以“实施总体规划”、“危房改造”、“改善首都形象”为名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有的公司直接隶属区政府和各级房管局。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部门违反法律制定地方文件,联合开发商利用“规章”和“通知”大搞圈地运动。北京在1993?1994年间出现批地热,一些个人和团体相互勾结,无偿或廉价获取土地,转手牟取暴利。个别政府部门也在利益驱动下丧失了原则,以文件代替国家法律,随意变更划拨土地用途,造成国家土地受益流失,公民土地使用权被无偿剥夺,同时巨额城镇拆迁费被截留流向不明。北京甚至出台了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京高法106号文件》,指示下级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公民围绕拆迁的起诉。
面对这一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实,一群北京居民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没有简单骂街,而是冷静地坐下来研究法律,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便有骆淇椿、凤晓年、贾则戌、乔均芬、王毅青、刘洪坤、臧林。当他们充分研究法律以后,相信个别披着制服的干部和个别政府部门的野蛮粗暴行为并不能代表中央,代表政府,代表法律。于是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以勇气和奉献精神义务担任起著名的“北京市万人诉讼”代表,并苦心劝说周围的人相信政府,相信法律,顾全大局,不要采取过激行为。他们不顾一些势力的恐吓、威胁甚至收买,坚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日复一日地向人大,向纪委,向中央反映问题,同时向责任部门的不作为提出起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展现出高度的克制、自律和大局观。他们的努力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终于换来了回报。200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指出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拆迁补偿金额,并实行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并作出《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国土资源部发布“封杀令”:“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律不报批用地;建设部发出《贯彻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通知,加强对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的监管,建设部领导做出指示,“房地产和拆迁腐败必须严格查处”;北京市政府也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03年9月2日终于颁布丁王岐山亲笔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35号令,依法纠正了回避公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原《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明确在第八条规定“转让房屋时,该房屋占用范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同时转让”。21世纪初的北京,一群中国公民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示范了公民面对个别部门机关盗用国家名义推行恶行时理性而又优雅的不合作姿态。他们没有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一系列的阻挠与打击面前变得冷嘲,这种态度背后是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他们付出的精力和遭受的压力,已远远超越了个人利益的范畴,他们的勇气和自律精神体现出高贵的公民尊严和不屈的法治信念。

钟南山:勇气与智慧的化身
谢奕秋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钟南山院士能在非典一役中建立奇勋,与他强健的体魄与扎实的学术功底密不可分。
钟南山20岁时曾作为北京医学院代表,在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中摘取400米跑的桂冠,这时他才上大三。之后他就被拉去田径集训,3年后在首届全运会上破了400米跨栏的全国记录,后来还获得北京市10项全能亚军。知情者说,由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的是广州地区病情最重的非典病人,钟南山自己也差点感染,但他在家里躺了几天就没事出来了。
但是,钟南山的学业也因田径集训而耽搁。“文革”期间,他下放到山东乳山参加“四清”运动,36岁时才被调到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当一名普通医生。在那里,一次误诊给了他很深的刺激。1979年,他通过公费出国留学考试赴英进修,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回国后,他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5年后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
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67岁的钟院士曾一次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比这更需要勇气的,是他否定了我国病毒形态学的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代表卫生部所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作出的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并呼吁广东卫生行政部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而体现他智慧的,是他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激素疗法,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最近,针对北京、香港SARS康复者陆续出现骨坏死后遗症的问题,钟南山表示,救治SARS病人使用皮质激素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使用,也不是使用越早越好。
对于SARS病毒是基因武器的传言,钟南山认为缺乏证据,不足为信。但他又肯定了最近关于黄种人比白种人易感染SARS的研究,指出它有一定的种族学根据。

高耀洁:人间的天使
石破

高耀洁今年77岁,是治疗妇科肿瘤病的专家。退休后,她投入到宣传预防艾滋病和救助艾滋孤儿活动中,是在这个领域享誉全世界的社会活动人士。
1996年4月,高耀洁接诊了河南第一名艾滋病病人。这名妇女两年前在手术中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所输的血来自血库。这令高耀洁非常震惊:我们的血液不安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受到艾滋病毒的感染?
高耀洁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她用工资和稿费编印了艾滋病教育的简报和小册子,在学校、乡村、公共场所发放,并动员媒体参与,提醒人们关注艾滋病的存在和关心艾滋病人。
每当高耀洁听说河南哪个村子有艾滋病人,她都要去义诊、送药、送钱、搞宣传,为此花费了十几万元。她经常要挤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下车时,双脚肿得不能走路,双腿疼得无法站立。
在疫区,高耀洁看到过正吊在房梁上、已经断气的女艾滋病人及抱着死者哭泣的孩子,看到过年轻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无言相对的场面。她哽咽着说:“太惨了,太可怜了,我再也不想看到这场面了!”她当了几十年医生,从来没有哭过,直到她看到这些艾滋病人。
至今,高耀洁已接触过200多名艾滋病患者及上千名感染者,收到过艾滋病患者及家属的3000多封来信。几乎每个月都有艾滋病人去高耀洁的家里找她,在她家里吃饭,接受她的安慰和资助。在河南的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中,高耀洁是知名度最高的人。有人为了掩盖当地疫情而把她驱赶到县境之外,不让她再进。为此,高耀洁常于黎明之前,从另一条道路潜入疫区。
2001年,美国的非赢利组织“全球卫生理事会”将本年度的“乔纳森?曼恩卫生及人权奖”授给高耀洁,以表扬她自1990年代以来孤军奋战对抗艾滋病所作出的贡献。在颁奖典礼上,由曼恩的女儿亲自介绍高耀洁的工作,当她讲列“从高医生的身上看到先父的影子”时,流下了泪水。
在宣传预防艾滋病这个领域,高耀洁甚至也是个出色的记者。她比任何一位记者跑过的疫区都多、比任何一位记者接触到的病人及感染者都多、比任何一位记者所撰写的揭露艾滋疫情、宣传防治知识的文章都多。她说:“我深信我做的事情是对的,相信大家也会这么想。这个问题再也瞒不下去了,必须面对。”
2001年元月,高耀洁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救助艾滋孤儿身上。至今,河南省已有100多名艾滋孤儿得到了高耀洁的救助,她并呼吁全社会关心、救助这些无辜的孩子。
高耀洁医生以70多岁的高龄,在极少资源的情况下,以勇气和正直在河南省的穷困地区展开了只有一名妇女从事的防艾宣传及救助艾滋孤儿活动,努力遏制艾滋病蔓延,嘉惠人群,其行为可歌可泣。共从事的工作对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有示范的意义,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高耀洁医生这样的妇女,是“值得仿效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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