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雄传奇对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的借鉴与突破

共4934字

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英雄传奇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英雄传奇构成了中国当代英雄传奇文学创作的两大高峰,新英雄传奇在延续与借鉴革命英雄传奇创作方法的同时,在叙事模式上对革命英雄传奇进行了大胆地改写与时代性的融变。

关键词:新英雄传奇革命英雄传奇借鉴突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革命英雄传奇与中国传统的民间英雄传奇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是创作者将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两种文化形态成功融合的结果。而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英雄传奇,在延续与借鉴革命英雄传奇创作方法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红色经典传奇的风格特征,可谓“立中有破,破中有立”,而叙事模式是最具有代表性最值得关注的方面之一。《我是太阳》、《亮剑》和《历史的天空》,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一时期新英雄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解构
古典小说突出善恶冲突、忠奸对立的两极对垒,十七年时期的革命英雄传奇亦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在对文学服务功能的极端强调下,人物被简单划分为由穷人、好人、革命者构成的“正面人物”和富人、坏人、反革命构成的“反面人物”两大阵营。对正面人物的叙事往往极力突出其善良、正直、强健的特征;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则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全力强化其邪恶、猥琐、丑陋的一面。革命英雄传奇这种是非分明的笔触,大爱大憎的凛然正气,撼天动地的阳刚之美,无疑具有强烈的精神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但是,单一的思维方式自然也注定了审美视角的单一,无论是《烈火金刚》中的肖飞,还是《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所有人物行为的深层原因及心理动机,未能也难以得到充分的探索、挖掘和展示。
新历史观的注入让新英雄传奇解构了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不再用狭隘的意识形态视角来还原既往的历史。这种突破成规的书写,改变了以往作家们秉承的对阶级敌人血海深仇的渲染,对英雄人物丰功伟绩宣扬的陈旧的思维模式,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意识,展现出历史本有的复杂内涵,从而更加切近历史的真实。我们也很难再清晰区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如《历史的天空》和《亮剑》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军”英雄人物相互之间微妙关系的书写,一改既往革命英雄传奇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妖魔化刻画,而以另一种崭新的姿态站立在读者面前。尽管国民党及其军队最终仍必然走向失败的归宿,从而与以往的书写模式相一致,但从关注“人”的角度来说,在非常态生存环境下,非正面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面性同样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展演。同时,这种解构造成读者阅读心理上的一种陌生化与新鲜感,成为一种伸展性很强、富有张力的叙事形式。
二“血债??复仇”模式的演绎
“血债??复仇”模式被视为古代英雄传奇小说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也是革命英雄传奇常用的情节模式。故事往往从弥漫着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中开始,如《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等,身处革命阵营的英雄几乎都有着悲惨的过去和满腔的仇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信念的全面介入,民间英雄传奇中原有的‘复仇’概念都被作了‘革命’的理解”。革命英雄复仇的过程及其性质、意义与传统小说中个人英雄的复仇已完全不同。这种行动常常与阶级、民族的“复仇大业”结合起来,服从于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利益,革命从弱到强、由暂时的挫折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英雄自己报仇雪恨的愿望也从根本上得以实现。
复仇情节在新英雄传奇中也随处可见,但这种复仇很少被作者上升到阶级对立的层面,也不构成促使英雄人物参加革命的主要动因;主要人物的报仇雪恨,多呈现一种极端情绪的快意宣泄,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韵味;复仇情节也成为突出人物个性特征的更有效更直接的铺垫,与传统的民间英雄传奇和武侠小说表现出某种貌似神离。如《亮剑》中,李云龙为生活所迫参加革命,从而解构了革命英雄传奇中革命者因为阶级压迫而参加革命的动机模式,其仇恨也不再是单纯的阶级仇恨;因为新婚妻子被日军掳去,李云龙不顾一切发动了对平安县城的进攻,牵动了整个西北地区的战局;贴身警卫和尚被杀,李云龙不惜违抗军令,血洗已经被我方收编的黑云寨。这些情节展现了李云龙的铁血柔情、内心苦痛与快意侠义。这样的奇特构思,既不落俗套,又突破了战争文化规范下过于刻板的审美形式,使新英雄传奇产生了耳目一新、异彩纷呈和引人入胜的效果。
三“革命+爱情”与“英雄+美人”模式的延续
革命英雄传奇广泛借鉴“革命+爱情”的模式来表现英雄儿女的情感生活,它与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模式中女性的被动爱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作家在创造这些人物和故事时,他们更注重的是文学文本背后的第二语义指涉,即如何才能更完美地表现出革命历史的辉煌和主人公的光彩。”在革命英雄传奇中,爱情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庸,个人生活、私人欲望、性意识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而遭到排斥和驱逐。英雄人物普遍有着自觉的禁欲思想,缺少人性应有的七情六欲与人伦之常,即便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情欲冲动,也很快被革命的神圣使命和宏伟事业所战胜和驱逐。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白茹、《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与芳林嫂的革命感情。
新英雄传奇则酣畅淋漓地延续了“英雄+美人”模式,并将他们的爱情演绎得缠绵悱恻,荡气回肠。英雄不再是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中极力克制情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英雄,而是有着七情六欲、血气方刚的男人。他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充满了传奇般浪漫的色彩,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大胆粗鲁,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英雄们毫不压抑地全部释放着他们对异性的情感和欲望。《我是太阳》、《亮剑》对英雄人物在新婚以及征战间隙的热烈情爱给予了热情的笔墨,小说用战争话语将床榻比喻为“另一个战场”,这种别具一格的隐语式的情爱描写,体现了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又使人感到高雅、圣洁。在生死与共的考验中,他们的爱情真挚而深厚,强烈而执着。虽然彼此性格的冲突、文化的差异让他们之间摩擦不断,而后,政治风云的变换,异性的诱惑,失去亲人挚友的煎熬等种种坎坷与挫折,也曾经让他们的家庭生活产生过阴影与波澜,但彼此的信任、理解、宽容和爱护,又让这一切成为他们坚贞爱情的见证。新英雄传奇中爱情线索的贯穿,从另一侧面辅佐了英雄形象的丰满,表现了英雄作为人的全部的率直的本性,还原了英雄作为一个人的本色。
四“政委??草莽英雄”模式的改写
“政委??草莽英雄”模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当流行。在以农民为主要作战力的革命阵营里,农民出身的英雄人物难免具有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为了平衡英雄人物的草莽习气,革命英雄传奇往往设计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政委”形象,作为党的代言人,政委具有改造思想、指引方向的重大意义,是传奇英雄们进行军事斗争的力量源泉,也是制约他们草率行动的有效因素。《铁道游击队》中的李正、《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等,都可视为这一模式的经典范例。
新英雄传奇延续了“政委??草莽英雄”模式,但政委的形象与革命英雄传奇相比,表现出巨大的反差。正气匪气兼具的英雄成为作品全力塑造的核心人物,政委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趋向弱化,政委不能影响英雄人物的重大决策,更不能直接影响军队。《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的几任政委都似乎可有可无,但他们各具特色的处世原则与性格命运,从不同侧面衬托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品质。被梁大牙戏称为“张克思”的张普景,很是蔑视和厌恶梁大牙这样的“投机分子”、“泼皮无赖”。他固守信仰,忠于职守,光明磊落,在与梁大牙的斗争中也帮助、改造和成就了梁大牙。小说对他的人格、原则性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与赞赏,但他对原则政策教条地理解与执行,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在新英雄传奇中,革命英雄传奇中政委身上所赋予的政治内涵和政治寓意被消解,新英雄传奇对这一角色的设置和塑造,完全服从于作品所必需的人物体系。

五“以少胜多”“战无不胜”模式的改观
在传统的战争小说中,存在着大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情节模式,革命英雄传奇也较多地采用了这种战争表现模式,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革命英雄群体之所以能够取得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胜利,是因为革命英雄不仅具有智慧谋略和勇气胆识,而且树立了正义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热情的渴望,并得到了广大人民无私无畏的全力支持等等。因此,英雄们在战斗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虽险象环生,却总能化险为夷、反败为胜;而敌人虽然貌似凶残强大,终究是愚蠢的、怯懦的,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残酷、惨烈与革命者曾经有过的失败,被有意掩盖,避而不谈。
新英雄传奇的作家们对战争性质与战争结局进行了新的理解与思考,在写作过程中不再浅表地重现战争的过程,为了能够多角度地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在表现战争胜利的同时,也敢于描绘战争的惨烈和失败,以惊心动魄的搏斗与厮杀场面放大英雄形象,从而使作品倍添沉郁悲壮之美。在《我是太阳》中,作品开头就讲了抗日战争中,关山林率领的四十八团在冀西张北和一支日军火拼的“赚多赔少”的战例。解放战争中,关山林更是志在必得,所向披靡。但作品并没有回避表现国民党军队的强悍与顽固,真实地描述了关山林由于轻敌冒进而导致的青树坪战役的惨败,而这一战不仅成为他心理上永远抹不掉的耻辱,也让他辉煌的戎马生涯戛然而止。战争结束后,失去了战场的关山林如同“豹困樊笼”,变得“焦灼、烦躁、失落、寂寞、无奈、迷惘”。这种书写方式颠覆了革命英雄传奇中战无不胜的英雄神话,不再单一地表现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而是冷静地多方反思战争给人的情感与命运带来的影响,使人物性格的冲突与发展显得合情合理,让人物更显新鲜与真实。
六“革命胜利大团圆”模式的变异
革命英雄传奇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革命胜利大团圆”式的完满结局,这种书写有其历史与文化的必然。从文学社会学的层面来说,这一模式熔铸了作家的政治愿望与时代审美理想;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正是作家广泛吸收与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说唱的艺术形式,进而丰富自己创作的一种必然结果。他们普遍“运用二分法的思维方法,先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然后小心翼翼地不让代表正义战争一方的成员轻易地牺牲,如到了英雄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以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伤情调,以维持作品基调的平衡。”
新英雄传奇在整体上保持了“革命胜利大团圆”的基调,但在沿袭中又有所新变:革命战争终以胜利大团圆结局,但传奇英雄的个人命运却往往以悲剧收场。悲剧性审美意识的加入,使生命力在战争中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中揭示出生命的美感,让文本的思想艺术内容更为沉实、厚重。在战场上无所不能的李云龙却在现实的矛盾中面临着痛苦的抉择,面对这种困境他无法像以前一样力挽狂澜,结发妻子送命,亲如兄弟的警卫被杀,坚持真理、充满理想的赵刚夫妇的自杀,都给他的心灵造成莫大的创伤和悲痛,而他为了捍卫尊严,维护信念,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悲剧结局,更增添了作品浓厚悲壮的情绪,使英雄人物的英雄性被放大和强化。英雄的人格始终是高尚、不可亵渎的,英雄虽然倒下了,但他信奉的“亮剑”精神却得到了恒久地张扬。
总的来说,新英雄传奇在弘扬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方面,和革命英雄传奇是一脉相承的,但其创作基调已从革命的乐观主义转向革命的人道主义;叙述重点呈现为传奇英雄个人的人生经历,并由传奇性叙事向生活化叙事转变。

参考文献:
[1]宋剑华:《变体与整合:论民间英雄传奇的现代文学演绎形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2]孟繁华:《梦幻与宿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霞,女,1972?,陕西米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思潮,工作单位:延安大学高校辅导员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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