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谁的人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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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项酝酿了五年的人事制度改革在深圳大学正式实施。

改革结果如下??校长章必功表示自己可以“不要正厅级”,但这不能由他决定;教授们期待着“教授治校”,但现在却“从教授变成了‘教授工’”;号称打破所有人的“铁饭碗”,其实只是从此之后进入深大的老师们,铁饭碗没了。
在深圳大学开放的草坪上,一名教代会成员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不改不行了,我们确实都支持改革,但放在第一位的一定是自己的利益。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投票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改革的对象,其实不是我们。”

改革,没有退路

这场改革已经酝酿了5年。5年前,章必功开始担任深圳大学校长。他上任之际,正是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风起云涌之时。
2003年,章必功的母校??北京大学掀起了“引入竞争,不升即离”的人事制度改革,引发全国高校的强烈反响。此后,中山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悄然敲定,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西南交大等学校也随之行动起来。
2006年,广东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人事厅等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在高等学校工作人员中全面推行聘用(聘任)制度。
今年61岁的章必功,自深圳大学建校第二年起就从北京远赴加盟,从此扎根深大26年,在深圳大学教师中很有口碑。多名教师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道:“章校长想干点事情。”
“想干点事情”的章必功,上任不到半年,就成立了12人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课题组”,开始制定人事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想法虽比广东省的《意见》来得更早,但2005年11月拟出方案初稿之后,共修改了46次才形成了2007年10月的方案讨论稿。
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深圳大学“将逐步淡化行政本位,实行全员聘用制,今后全校所有教职员工不再具有传统的国家干部身份,每个岗位能上能下”。
那时,深圳大学前任校长罗征启曾经找到章必功说,“我当年是一个人说了算,你现在是在一个体制下的改革;我领着贫农干,你领着富农干。”
从教代会的讨论到大规模进入教师层面的广泛讨论,在讨论中过了两年。然后,深圳大学的改革突然进入了快车道。
2009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广州、深圳两地作为珠三角的中心。这样一来,深圳高校发展滞后的局面,一下子成了地区改革的障碍。
这一年6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刘玉浦到深圳大学调研后说,“深圳大学的一些人事分配制度等方面,甚至还不如许多其他学校。”
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视察深圳大学时更明确表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排头兵,深圳大学设在这里,应该与特区同成长,办出特色,争取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排在前列。”
压力从此自上而下地笼罩了深圳大学的每一位老师,改革成为深圳大学没有退路的事情。
“教代会共进行了两次投票”,一位老师为《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当时的场景,“第一次投票的气氛非常紧张,教代会的一些成员在投票前就放出风,说要投反对票。但这个时候离深圳大学向深圳市政府汇报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所以学校领导必须要保证投票能通过。改革方案做了紧急调整,整个改革方案变得非常温和,几乎没有触动任何人的利益。这样,到第二次投票时,就没有任何悬念地通过了。”

人事改革:目的,或前提?

事实上,在章必功设计的《深圳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总体方案》共有六项基本内容:1.实行“全员聘任,签约履聘”的人事分配制度;2.建立和完善高端人才引进、培养与管理机制;3.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4.推进科研管理改革和学科建设,做强做大优势学科;5.推行“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体制;6.创建“立法办学”的办学保障体系,构建立足“自主办学”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
章必功认为,为顺利实施后续五项改革,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是必须走的第一步。人事制度改革,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创办现代大学的前提。
但老师们却不这样想。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深大教师,虽然也普遍认为“逐步淡化行政本位”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他们更希望能尽快实施的是总体方案中的第五项??推行“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体制。
一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行政级别在聘人、招生等方面会带来一些潜在利益,甚至行政身分本身也是一种资源。“比如和外面企业谈合作,如果我是院长,我就能很容易地说我们学院能给你提供怎样的资源;但如果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我就无法给别人这样的许诺。而招来多少项目又是考核老师的一个指标。”
章必功并非不知道这些。在2007年的一次讲座上,他说,“教授喜欢做处长、副处长,归根结底还是争取资源优势。当了,分配资源有利。不当,分配资源可能不利。实质是一个体制弊端。”
“官本位矮化教学、矮化科研、干扰教风、学风。”他总结。
为此,深圳大学在2009年开始设立教授人事工作委员会和教授财经工作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13个教授轮流坐庄,并且一定要“平民”来做,老师们称之为“布衣教授”。这两个委员会执掌学校的人事调配和资源分配权,前者专管学校师资建设,后者专管教学、科研资金的分配。
但当这项改革落实到各个院系后,效果却并不一样。有些院系老师表示,虽然在学校层面上有了两个委员会,但在院系层面仍然是“院长一支笔”;另一些院系老师表示,院一级的教授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已经从实质上对院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权。
某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我们都去院长办公室议事,现在却是大家都来我办公室里议事了,对院长还是有一个制约的作用。”虽然认为这是改革的趋势,但他也承认:每个院系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改革者:无权改自己

但在章必功看来,人事制度改革才是深圳大学改革的重中之重。
章必功说,“因为人事制度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我也知道这个事情敏感度很大,但是你不动这个的话,高校其他的改革都推不动的。不碰它,改革等于隔靴搔痒。我推人事制度改革,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人事改革来推进教学改革,因为高校宗旨最终还是培养人的。”
章必功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任期内完成这六项改革中的一两项,特别是完成人事改革,这个最难搞,完成以后就好办了。”
如今,“最难搞”的人事制度改革终于开始实施了。媒体更是为之欢欣鼓舞,称深圳大学改革将开启中国大学“去官化”的时代。
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
“取消行政级别只是媒体的误解,改革方案从并未明确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只是院长这个级别与普通教师一样采取聘任制而已。”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刘建老师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大正处长以上的官员,每人都配有公费专车,除了买小车的巨额资金之外,每年养车的开支要花上百万元;他们在市委组织部备案,在职时和退休后的待遇都与普通教师及副处级以下的低级官员不一样。”
某学院的副院长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间办公室里有大大的落地窗,窗外还带着小阳台,一般教师显然无法拥有这样的待遇。他说,“我们也是从新闻中才看到说深大改革取消处长及以下的行政级别。但仔细想想就知道,行政级别这个东西是虚的,其实以前我们也不会有特别明确的行政级别。权力还在手上,取消行政级别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帽子而已。”

更受质疑的是,所谓的“全员聘任”,并不包括校长章必功在内的10余名校级领导。对此,章必功无奈地解释,深大的校级领导都是上级政府任命,他本人没有权力改革。
他只能呼吁:“深大现在有十个校领导,我呼吁砍掉一半。而且我呼吁全国的大学都这样做。”

谁的铁饭碗被打破?

于是,这变成了一场针对普通教职员工的改革,且并不激烈。章必功形容它只是“普通开水”。
此次“全员聘任”,突出了“非进即退”和“非升即走”的两大内涵,并按年度及聘期进行考核。对于有长聘资格的教师,考核不合格者,将给予一年的整改期,期满仍不合格者将予以低聘;而对于具有固定期限的聘任者,一旦考核不合格、未能晋升上一级岗位或取得长聘资格,学校将予以解聘或不续聘。
“这就是走了一个形式”,刘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实以前也有很多老师都是采取的聘任制,这一次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仪式,把聘任制确立下来。”
刘建是唯一愿意在报道中以实名出现的老师,他说,“人事制度改革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尤其是老师们觉得自己的铁饭碗被打破了,都害怕自己对媒体说错话,丢了饭碗。但我个人认为,在现有的形势下,谁都不敢让别人随便下课,更何况是‘老人’。”
所谓的“老人”,是指改革方案实施前就已经进入深圳大学的人;与之相对应的是“新人”,指今年9月份本次改革方案实施后进来的人。
在本次改革方案中,校方强调的一个原则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新人老人区别对待。
方案中明确规定,在今年9月份新学期后进入深圳大学的教师,除了那些已经取得高级职称的特聘学科带头人之外,所有人只能把自己的关系挂在深圳市人才交流中心,而“老人”的人事档案仍可留在深圳大学。
在考评环节中,也有类似的规定:首个合约期结束时,新人若未能通过学校的考评,学校有权解除合同;老人则只给予降级的处罚,并不因一次考评不合格就要你走人。
首次签约,为了“确保改革平稳过渡”,深圳大学采取了全员受聘的办法。据介绍,全校共有教职员工2415人,除了校领导和师范学院正职领导11人须由政府任命外,全校应签订聘约的人数为2404人,目前签约补聘和已签约人数合计2400人,占应签约人数的99.83%,官方称这个数据“显示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教师的拥护和支持”。
“对现在的老师来说,其实是没什么影响的;但对以后进入深圳大学老师来说,门槛提高了,要求更加严格了。”刘建总结。

由教授到“教授工”

与刘建的乐观情绪不一样,更多的老师只愿匿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我们只是‘被聘用’。”他们这样理解这场改革。他们对聘任制本身并不抵触,但无法接受与聘任相关的一系列考核指标。改革方案“重教学、轻科研”,是深大老师普遍的感受。
比如,改革方案规定,教师岗位的工作量,原则上为周学时12节。
“改革实际上从9月就开始了。你从学校的课程系统里就发现,今年的课程多得不得了。”一名副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大家都不愿意上课,现在是抢着上课。本来是没有这么多的科目,只好胡开,比如‘茶文化’。现在学校的课程设计极度膨胀,五花八门,而学术氛围被淡化了。”
一般而言,给学生上一节课,老师需要大约三倍时间来备课。“这意味着如果老师认真完成课时,每周需要工作至少48小时,哪里还有时间去做科研?”这位副教授质问。
有老师通过邮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以工作量为主的条件应该说很多老师是完不成的。因为工作量的总量是固定的,比如化工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等,每个人有每周12节课的工作量去做吗?到最后,这些完不成工作量的老师和学院该怎么办?是不是都解聘掉?”
这位老师的意思是说,相对于高等数学、英语、计算机、政治等要为全校上公共课程的院系,其他以专业课程为主的院系,根本不可能保证每位老师都拥有每周上12节课的权力。
迫不得已,改革方案中增加了科研和公共服务可折算成课时的规定。至于如何折算,由各院系自行制定细则。
于是,问题又来了。
由于院长等中层领导一律都采取了聘任制,“因此,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对聘期的考核方案必须保证所有中层领导可以高枕无忧,而面临考核压力的只是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教职员工。说到底,在高校混,还是要靠行政职务,否则不仅难以争取到资源,恐怕连饭碗都难保。”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聂辉华说。
还有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本次深圳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中,“行政人员和处级以上干部,尽管和老师一样也要签订合同,却完全没有任何工作量和业绩的要求。因此他们仍然可以对普通老师指手画脚。因为老师的每一样事情都是能量化的,都是可以计算的,一算就知道是合格还是不合格的。而这些行政人员因为没有任何量化指标,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合格的。”
老师们担心的其实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没有改革之前,先把教师的铁饭碗打破了,究竟是削弱了行政权力?还是增强了行政权力?
改革刚刚走完了第一步。对此轮改革最后的走向,深圳大学的很多老师均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图景。“这取决于后续的几项改革怎么走,因为大家呼吁的是‘学术治校’,如果无法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动刀子,那么人事制度的改革最后就是南辕北辙了。”一名教授说。
作为改革的主持者,章必功也不乐观。他多次表示,这场改革的时间要拉长至20年。“消化现有的存量要20年,时间换空间,现在40岁的教师,20年之后就退休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强化对他的管理和职责。”他反复强调,“现在不可能使用休克疗法。”
几年前,章必功有一句“很牛气”的话:“如果允许自编自导,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深圳的舞台上跳一支人事改革的舞蹈给全国高校看。”
但现在,他更体会到,“国家的教育体制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变,政府投资规模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增,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主旋律一定时期不会改。在这些框框下,任何激进的引发动荡的改革均不可取,大学自治也不可能。”
他只能采取渐进的策略,“既不是温吞水,也不做绿林响马”。他也因此而明白,在这个时代,没人能成为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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