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江泽民邓小平胡锦涛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共6150字

[摘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根据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条件、实践对象等的不同,在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形成了求是思维、求实思维、求新思维、和谐思维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不同的思维个性与特征。

[关键词]思维特征求是求实求新和谐

任何思维方式都是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在人脑中的内化,是客观的感性物质活动意识化、观念化的结果。因此,一定的思维方式的生成和变化是受实践制约的,而新的实践又必然催生新的思维方式。80多年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条件、实践对象等等的不同,在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不同的思维个性与特征,从这些不同的思维个性与特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求是”是毛泽东思维方式最基本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内曾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党内教条主义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自己的求是思维。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那种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特别是要时时了解中国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7年7月,为了从理论上系统揭露和彻底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我们要“认真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要求我们“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在毛泽东看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3]“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4]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5]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再次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可见,毛泽东的求是思维是指从实践出发,立足事实,注重探究事物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地从客观实际和各种事物中找出其规律性,不断地对“是”有所发现。“求是”是毛泽东思维方式最基本的特征。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6]可见,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又是注重实际的工作方法,也是求真求是的思维方式。

二、“求实”是邓小平思维方式最鲜明的个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邓小平的“求实”思维就是在反对思想僵化、倡导解放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所以他断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路线,断然拒绝并坚决纠正了“两个凡是”的“左”倾教条主义,重新恢复、确立并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心问题。
早在1962年,他就引用刘伯承常说的一句四川俗话“黄猫、黑猫,只要抓着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在“生产关系中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反复强调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思维方式才对头,工作才能取得胜利。并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思考问题是从现实出发,从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出发。而这正是求实思维的表现。
纵观邓小平理论,无不充满着求实的精神。
如,“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注重实效的标准。在改革开放中,一些人迈不开步子,不敢试,不敢闯,怕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他还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注重实干兴邦,在干中解决问题,提出了“不搞争论”的策略,让大家全心全意投入经济建设,注重实效、力戒空谈。
如,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以求实精神和严谨态度提出和论证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8]总的来说,确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实际,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还如,邓小平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求实精神,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说: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的。

从上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求实”思维就是邓小平注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思维方式,是邓小平思维方式最鲜明的个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求新”是江泽民与时俱进思维方式最突出的表现

江泽民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国际上以东欧剧变、苏联动荡为标志,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异常激烈,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出现了暂时的波折,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异常活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任务十分艰巨,一度出现的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过热和经济分散的问题也急待解决。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新考验,江泽民确立了面对新世纪的新的战略思维。从2000年春天开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建党80周年重要讲话、到2002年“5?31”讲话、再到十六大报告为轨迹,清晰凸现了江泽民在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等方面的新的战略思维。
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他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他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着力解决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同时,他还坚持把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能否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提到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他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条件、具体斗争提出的具体观点、具体行动纲领,就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实际的变化,全部照搬照抄。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正确回答和指导解决现实问题,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9]
如,“七一”讲话则通篇充满了创新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要求,对于党的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样也有一个不断创新的问题,他强调“全党同志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那么,对党的建设如何来进行创新?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强调“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10]三个“解放出来”既是实现党建创新的关键,又是江泽民求新思维的具体体现。
还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保生机的源泉。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一词是江泽民使用最多的概念,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书中共出现了343次。另外,江泽民还提出了“创新思维”的新概念。他指出,“二十世纪相对论、量子论、基因论、信息论的形成,都是创新思维的成果”。他还要求“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他要求全党提高对创新重要意义的认识,“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先后26次使用了“创新”一词,5次使用“理论创新”,4次使用了“科技创新”,3次使用了“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这无不表明了“求新”是江泽民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四、“和谐”是胡锦涛和谐思维方式的核心

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尤其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的整体联系和彼此的利益相关性从来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在此背景下,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虽仍然有分歧和争斗,但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胡锦涛洞察这一历史潮流,指出,“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实现世界安全稳定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和谐世界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各个方面。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要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尽管“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其他国家,但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增长而面临的外部压力增长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能会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步增大,“中国威胁论”再次高扬就是明证。面对艰难的国际环境,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愿意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承担责任,这样既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有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从而影响和改变世界。
另外,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新理念,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是和谐思维的结果。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是充分表明了和谐是胡锦涛思维方式的核心。
综上所述,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而进行的实践必然催生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思维方式。所以,从求是思维、求实思维、求新思维再到求和思维的历史变迁,实际上就是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轨迹,它反映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深刻认识世界,准确把握时代,由此提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带领中国从一个蹒跚学步的积弱国家,迅速发展起来的治国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
[2][3][4][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820、853、820.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6.
[7][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226.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9.
[10]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6?167。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责任编辑梅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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