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一场革命

共4065字

2008年末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进一步凸显。结构不合理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需急剧萎缩,使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从经济增长结构看,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的大幅下降,成为拖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因;投资增长速度持续明显超过消费增长速度,表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也不协调。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多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降幅最深的是工业,已成为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直接原因。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在外需收缩的冲击下,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在建产能逆势扩张势头强劲,同时近期一些新兴行业盲目扩张的趋势已然显现。从企业组织结构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还不够多、不够强,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从城乡结构看,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变危机为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的任务更加紧迫。从“十二五”的世情国情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最终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胜利的根本途径。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才能使增长更上层次、更有后劲、更可持续。从国际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应对后危机时代激烈国际竞争的关键举措。当前,许多国家都在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做精心准备,探索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如果仍停留在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上,仍靠低水平扩张维持一时的高增长,就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落伍,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陷于被动。从长远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有着内在联系,互为因果。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赖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赖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症结。抓住了结构调整,也就抓住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牛鼻子”。从根本上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增长最终目的的内在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在客观上要求在结构调整上下工夫,使产业结构适应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发展和升级,不断适应资源结构及环境变化的要求,使增长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客观地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由于外需大幅萎缩,为保持经济增长,必须扩大内需才能弥补外需下降的影响,这就为调整内外需关系带来了机遇。由于工业增速在短时间内出现了“自由落体式”下降,为稳定经济,各地区挖掘服务业潜力,这就为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由于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大,从而使区域间产业转移加快,这就为区域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由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企业兼并重组的机会增多、成本下降,国际市场并购条件宽松,这就为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由于市场的收缩,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这就为产品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但也要看到,机遇转瞬即逝。随着经济回升和需求转旺,那些已经淘汰的落后产能有可能死灰复燃,那些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有可能得以存活,那些本已过剩的产能有可能再次扩张。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突破。
“倒逼机制”为我国带来的五大发展机遇情况
资料来源: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不断丰富和完善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在较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国民经济出现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当前,要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增长打下更为坚实牢靠的基础。
调结构促发展
进入“十二五”,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国内很多领先城市已经采取主动行动,比如构建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实施数字惠民行动,推进以居民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健康工程、以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的数字教育工程、以社区管理和民生服务信息化为重点的数字社区工程,缩小不同人群和区域之间的“数字差距”。但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加快推进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优化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将形成以信息共享、系统集成为重点的电子政务建设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力度,反过来加强重要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地理、人口、金融、交通和统计等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推进跨部门协同平台集成应用,建立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政务信息资源体系,使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更加深入与和谐。
“十二五”时期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产业集约发展水平。要坚持突出重点、强化特色、完善功能,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调控,推动产业集聚、企业集群、资源集约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以各级各类开发园区为载体,加快建设特色产业基地,通过优化生产关系,加强区域之间、上下游产品的生产联合、配套协作,构建完整的重点产业链,形成更多终端整机产品。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运用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整合资源,依托城市存量资产发展高端服务业和现代特色商贸,推动集聚区完善综合服务功能,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只有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和优化,才能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培育一批规模大、实力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才能加快培育大企业大集团,支持优势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品牌为龙头,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做大经营领域和业务规模,实现低成本扩张。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要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重要前提和基本落脚点。继续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扩大城区、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理顺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政府收支范围,重点在财政收支划分、转移支付等方面不断完善政策措施。要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中心镇,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根据区域发展需要,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探索通过经济区划调整推动行政区划调整的新途径。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运行、管理和监督长效机制。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制,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统筹推进各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率先突破。
当前,制约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矛盾点还在农村,因此“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推进农村领域的改革。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为重点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要着力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宅基地管理机制。
“十二五”时期,内生型发展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发展基点,扩大内需将成为常态化措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及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存在巨大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各地经济增长空间。为此,各地要积极利用国家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契机,加强服务业发展载体建设。要把服务业发展与城乡建设、产业布局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大力推动重点城区、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四大载体”建设。抓好重点城区,加快整合服务业资源,促进城区服务业集聚化、网络化发展,有条件的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抓好重点园区,发挥资本、产业、人才、技术集聚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打造服务业发展高地。抓好重点企业,支持有规模、有实力、有影响的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创出品牌,成为带动服务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要抓好重点项目,必须超前规划,科学论证,加大投入,膨胀规模,形成服务业发展新增长点,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要推进深层次改革,重点突破制约服务经济发展的管制、税制、体制和法制瓶颈,为服务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制度空间。要加快建立有利于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发展的监管及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建立法人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分离的企业登记管理制度,营造公平、透明的准入竞争环境。从政策上进一步鼓励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技术先进型服务业企业发展及重点行业服务贸易出口等。探索跨部门产业管理模式,建立与服务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统计体系等。推动相关地方立法,统一完善联合征信系统,探索建立严格的社会化信用奖惩制度,提高失信违约成本,促进服务经济和新型业态加快发展。
总之,中国经济转型能否取得预期成效,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而要确保成功转型,除了凝聚各界智慧的顶层设计和相关的制度安排之外,也需要各层级的政策执行者全面升级发展思维,特别是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也因此,中国结构转型被称为是开启了一场最复杂经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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