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岸和平发展中民进党的角色与作用

共8005字

随着台湾政局里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政治格局的形成,民进党作为台湾政局中除国民党之外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与地位越愈重要,其两岸政策的发展动向不仅牵动岛内政治格局的演变,而且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2008年5月20日两岸关系出现和平发展新局面后,失去政权的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发展动向也依然牵动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为此,探讨两岸和平发展中民进党的角色与作用也颇有必要。


一、民进党执政八年使两岸关系进入“高危期”

1、“四不一没有”承诺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2000年5月民进党正式上台执政,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了50多年后下台,台湾实现了首次政党轮替。由于“台独党纲”问题,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的上台使两岸局势十分微妙。5月20日,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问题”的“四不一没有”的政治承诺。这样,因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首次上台而略显不稳定的台海局势稍有缓和。
2、陈水扁推动的“台独”路线激进化使两岸关系逐渐步入“高危期”。2002年8月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稍显稳定的台海局势开始向紧张转化。2006年初陈水扁在台南抛出“废统论”,由此,“废统”、“终统”“正名”、“宪改”,尤其是“入联公投”则将两岸关系带入了“高危期”。2007年s月,陈水扁正式对外宣布,9月将首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6月18日,陈水扁在接见美传统基金会会长时,声称将在2008年“大选”期间,一并举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投票”。消息一出,两岸关系骤然紧张。由于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的目的是抬拉民进党选情,进行“台独”教育,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行销“台独”,是“台湾国家化意识”认知的再强化,“入联公投”的过程在诱导民众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凝聚“台湾认同”,强化“台独意识”,从而使岛内民意更加偏向“台独”。林浊水分析:“入联、返联与公投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不论公投结果为何,都不会产生立即的法律行为,台湾进联合国的机会微乎其微,但这阵子经过蓝绿两阵营的努力加温,已成为一种形成国民意识的过程和运动,是整合台湾内部国家认同的机会。”从而林认为“能搭选举便车做国民教育和公民运动很不错”。所以“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严重违背陈水扁“四不一没有”的承诺,是“一个‘貌似忠厚,心怀叵测’的民粹政治操作”,是谋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台独”行径,是用“公投”替代“宪改”的“台独”活动的新发展,是“台独”运动的新的表现形式。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标志着民进党“台独”路线的极端化,不仅引发台湾内部政局的不稳定,而且使两岸关系进入“高危期”,因为“入联公投”不仅培养台湾社会的“台湾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挑起大陆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两岸政治关系高度僵持与紧张,进入高度危险时期。
3、“入联公投”的失败与民进党政权的垮台直接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来临,2008年初,台湾举办了第七届“立委”选举与第12届“总统”选举。先是1月12日七届“立委”选举国民党大胜,从而坚定了推动两岸和平稳定政策的决心与信心;二是在3月22日选举中,马英九主张两岸关系和平稳定,陈水扁当局则是蓄意挑起两岸紧张,而选举结果则是台湾民众选择了马英九,因此,连《自由时报》都认为选举结果可以视为台湾民众对“过去八年陈水扁执政的不信任投票。”台湾民众之所以唾弃民进党,其根源在于民进党政治路线的大偏差,走激进“台独”路线。“把爱台湾的诉求过度操弄,变质为狭隘排他的族群沙文主义与‘反中’情绪,这样的理念思维,形诸于公共政策上,即是经济上的‘锁国’与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进而不断引发内部重大争议,最后则是大失人心。”三是台湾民众用选票否决了陈水扁当局一意孤行推动的“入联公投”。马英九当选后强调要做“和平缔造者”,决不做“麻烦制造者”:“我希望这次胜选,给台湾带来新的时代。……台湾需要一个新的时代。台湾可以向前走。”对此,台湾《联合报》社论认为:民进党执政“八年的代价虽大,却俨然已产生重大的报偿”,“终于证实‘台独锁国’的路行不通,使‘维持现状、开放交流’的两岸政策不再被诬为‘卖台’。”民进党“无形中成为国民党未来开创两岸新局的最佳背书人。”

二、两岸和平发展中民进党“作用的消极化”

民进党失去政权后,针对马英九团队采取的两岸开放政策,采取了“为反对而反对”的一味反对的政策立场,表面上是坚持了以维护“台湾的主权”为主要内容的“稳健台独”路线,但实质上是坚持采取了否认“九二共识”、排斥两岸进一步实施开放与交流的保守的政策路线,从而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扮演了消极作为的角色,甚至是起到了“破坏者”的作用,表现为:
其一:“台独神主牌”的“守护者”。失去政权后,民进党内曾经围绕是否需要修改“台独党纲”进行若干讨论,社会舆论也给予了关注与期待,但最后历经谢长廷代理党主席与蔡英文正式出任党主席后均未能有效进行处理,民进党坚持了“台湾独立”的固有政治立场,“台独”的“神主派”依然是民进党内的最高道德标杆。
其二:两岸直接“三通”的“反对者”。民进党反对两岸直接“三通”,因为“三通”导致两岸大交流、大发展、大合作时代的来临,特别是7月4日两岸周末包机、12月15日两岸平日包机、直航所带来是两岸“一日生活幽”的形成,两岸民众思想、文化、生活交流的日益密切与深化,“统独矛盾”退位,“两岸和平”成为主旋律。从而民进党认为,“大三通在政治上会削弱绿营的政治基础,甚至使其边缘化”。民进党不仅反对两岸直接通航,也反对“陆资入岛”,尤其反对两岸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认为ECFA的签订不仅将使台湾的经济进一步依赖大陆,而且有损台湾的所谓“主权”,提出推动“ECFA公投”。
其三:两岸热络交流的“缺席者”。由于民进党坚持顽固的“台独”政治立场,坚持采取拒绝与排斥两岸各方面交流的政治态度,从而不仅缺席于两岸的政党交流,而且在两岸频繁与热络的交流中成为“落伍者”与“缺席者”,民进党甚至对党公职人员赴大陆的交流等采取需要批准、报备等严格限制的政策措施。中常会甚至通过决议禁止党公职人员出席海峡论坛。对此,台湾媒体批评道:“一直到现在,失去政权后的民进党面对两岸议题,仍处于退缩取暖阶段。”“民进党不能老拿屁股对中国”。
其四:两岸协商的“破坏者”。突出的事例是民进党既反对海基会与海协会进行协商和

淡判,也反对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向台湾。民进党认为陈云林访台、“毒奶粉事件”是其鼓动民众上街、激发“反中抗共”情绪的最好机会,民进党想借反对陈云林访台,既转移陈水扁弊案的公众视线,重新凝聚绿营支持者的士气,又给马英九的两岸开放政策贴上“卖台”、“联共”标签,声称陈云林访台是“两岸破冰,人民破产”。党主席蔡英文向几大报纸投书:“向台湾人民报告:我们为什么不欢迎陈云林”,提出的理由是:在技术性问题上,陈云林其实根本可以不用来;国民党邀请陈云林访台目的“无非是想透过‘两岸和解’的虚荣仪式来掩盖他们低落不振的民调。”。尤其是民进党以暴力手段来对付海协会访问台湾,群众运动中出现了打伤警察与群众的暴力冲突与流血场面,民进党的“暴力党”的帽子挥之不去,自称“和平”、“理性”的蔡英文也被冠以“暴力小英”称号。
民进党在两岸和平发展中的消极、被动与破坏者的角色,使民进党及其政策动向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变数。原因是:一是失去政权的民进党等“台独”势力在台湾依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民进党政权的垮台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失去了利用政权力量推行“台独”可能性,“台独”分裂活动不再是两岸和平稳定所面临的最现实威胁,这也是两岸关系出现和平发展机遇的要因。但同时必须注意到,“台独”势力并未因民进党失去政权而消失,无论是民进党还是整个“台独”势力依然是台湾社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并且继续推行其“台独”分裂活动,这也是两岸和平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二是坚持“台独”主张成为民进党巩固基本盘的唯一手段,民进党通过拥抱“台独”基本教义派来巩固基本支持力量。三是两岸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加速整合既压缩“台独”生存空间,也促使“台独”力量加快整合的步伐。以“台湾社”为主组织的“8?30”、“10?25”两场游行,民进党针对陈云林访台而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动,“5?17呛马游行”,等等,在在都显示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借题发挥”,并由此开始进行的“台独动员”。

三、两岸和平发展中民进党“作用消极化”的原因

1、民进党支持者的基本结构与其意识形态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扮演负面角色、发挥消极作用的基本因素。民进党的基本支持群众中有中产阶级、劳工阶层与农民等。成员比较多元,但最基本的支持者却是“台独”主张的坚定信仰者,即所谓“台独基本教义派”,他们是民进党支持群中的中坚力量,也是支持群中最活跃、最大声、最坚定者。在选举时,他们出钱出力,在办活动时,他们组织群众“撑场子”,他们甚至也是“台独”主张的坚定传播者。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事实上受到了他们的牵制,民进党政治人物为了选举利益的需要不敢放弃“台独”这个基本的工具,正是“台独”意识形态导致民进党把握不了两岸经济交流的脉搏,出现“政治反击本能远高于经济反应本事的先天体质下,民进党却愈来愈焦虑,把复杂的经济选择题,简化为单纯的政治是非题。”两岸经济问题被高度政治化。
2、“台湾主体意识”的普遍化与台湾社会中统“独”结构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扮演负面角色、发挥消极作用的社会根源。李登辉主政12年与民进党执政8年对台湾政治社会所造就的最重要的深刻影响是,台湾政治社会中强调“台湾优先、台湾第一”的“台湾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具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即使是在二次政党轮替后,“台湾主体意识”依然高涨,台湾社会的统“独”结构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情况下,民进党的“台独”政治路线也就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民进党与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的分歧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当前台湾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集体的“焦虑”:一种是害怕台湾被全球乃至东亚隔绝孤立的焦虑,期待借由两岸僵局的打破,来打开台湾经济布局的活路,这一方以马英九团队与国民党为代表,他们是岛内推动两岸经济走向整合的积极性的力量。占台湾社会的主流,而另一种则是恐惧台湾被大陆“并吞”的焦虑,害怕因为两岸之间的快速互动与整合,让台湾的未来命运陷入“中共的掌控”,这一方以民进党与台联党为代表,他们并不代表台湾社会的主流,但确实也是台湾社会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两种集体焦虑,正是台湾当前蓝绿政治对立的平行线”。
3、台湾政局中严重的蓝绿对立与政治意识的“二元化”结构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扮演负面角色、发挥消极作用的政治因素。由于民进党执政期间强力推行了“非蓝即绿”的“二元化”结构的政治意识,由于政治斗争中蓝绿的严重对立,由于国民党采取了两岸的开放政策措施,民进党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就一定要站在国民党的政策的对立面。民进党认为作为在野党就是要反对执政党的政策,尤其是在对台湾社会与政治来说至关重要的两岸政策上,尤其是在影响到台湾经济、社会、安全等事项的两岸关系上。从而两岸政策上的分歧成为民进党与国民党、蓝与绿两方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首先,出于巩固社会基础、凝聚绿营士气、谋求重新崛起的需要,民进党需要全力反制国民党对大陆开放的政策,牵制其改善两岸关系的努力,甚至以频繁的街头抗争运动施加压力,阻挠与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学者邵宗海称:民进党“作为在野阵营,他们不会帮助国民党去铺平两岸的康庄大道。更何况‘统独意识’的作祟,他们只会采取更激烈的抗议行动”其次,出于阻止国民党通过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获得新的政治资源的需要,民进党要利用泛绿民众对两岸交流的恐惧心理,利用马英九“外省人”的身份,不断挑起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卖台”与“爱台”的争议。第三,由于蓝、绿在两岸政策议题上的争议涉及朝野有关台湾前途的原则立场,关系到朝野政党本身的生存发展,双方不易达成共识,更不可能轻易做出妥协。

四、两岸和平发展中民进党“作用消极化”的影响

1、民进党在两岸热络的交流中“被边缘化”,政党竞争中居下风。两岸和平发展中的交流,不仅涵盖经济、文化、社会与人员往来等多层面,而且涉及政党、政策与公权力等低政治要素,作为台湾政局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这样’频繁与普遍的两岸交流潮流中“缺席”,无疑使两岸关系的任何进展与成就都成为了执政的国民党与马英九的专利,民进党丧失了在两岸关系上可资运用的资源与能量。郭正亮对此忧心忡忡:民进党只在台湾“抗议中国打压,不与中国正常往来,只突显两岸交流弊害,不掌握两岸双赢契机,也等于把两岸主导权完全交给国民党,让国民党成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唯一明星。不专攻经济,不经营两岸,等于自外于台湾政治的两大主流。如此被动防守,如此每况愈下”,也使民进党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2、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陷入困境一由于坚

持一味反对的立场,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提不出任何积极性的有作为的正面论述,即使是面对两岸人员交流,民进党除了强调“主权立场”外,提不出两岸互动的具体的行为准则,其政策就表现为左支右拙,尤其是“三个凡是”的政策使民进党的发展“穷途末路”,即:儿是马英九当局的两岸开放政策,民进党都反对;凡是有利于两岸交流的政策,民进党都认为是对台湾利益的伤害;凡是可能使两岸越走越近的政策措施,民进党都反对去做。这样的政策作为,使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与台湾及两岸的社会发展相脱节,“民进党在两岸互动不但完全陷于被动,甚至还陷入‘计划赶不上变化,口水比不上油水’的尴尬处境。”
3、民进党的社会基础越愈狭小,发展前景堪忧。随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代的来临,台湾社会民众与两岸关系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将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得益,而民进党在两岸和平发展中坚持做反对者、发挥消极作用的角色,将使民进党不仅丧失中间选民,而且逐渐失去一般民众的支持,社会基础不能扩大,而是愈形狭小。
4、进一步引发台湾政治社会内部的对立与冲突,内耗使台湾社会付出巨大成本,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坚定的反对立场,虽无法根本逆转马英九的两岸开放政策,但有可能形成一定的牵制,分散马英九团队的执政力量。马团队主管对大陆事务的成员曾戏称:“陆委会”有70%以上的时间与精力是花在了台湾社会内部(包括与民进党)的沟通上,而不是放在与大陆的沟通与谈判中。

五、两岸和平发展中民进党角色的发展前景

1、民进党拥有在两岸和平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与条件。暂且不论民进党在过去30年中,曾经推动过“老兵返乡探亲”运动,为两岸关系的发展起过积极性的作用,即使是八年执政期间,民进党也推动过多项有利于两岸发展的积极性的政策措施,如“小三通”、“台商春节包机”等。民进党自称是“拥有执政经验的在野党”,无论如何,通过八年执政,民进党培养了若干的两岸政策人才,虽难以与国民党的“人才济济”相媲美,却也是民进党的一笔不小的资产,包括现任党主席蔡英文,不仅担任过台湾方面大陆事务机构负责人,甚至担任过台湾行政机构副职,这样的学识,这样的经历,无疑是民进党正确与正而处理两岸政策的重要资产与资本,也完全可以让民进党在两岸和平发展的潮流中发挥积极性的作用,而不是只做“为反对而反对”的消极性的破坏者的角色。民进党籍前“立委”郭正亮明确指出:只有“两岸政策转守为攻”,才是“民进党振兴之道”。
2、两岸和平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为民进党改变政策提供动力,自2008年5月以来,两岸和平发展与所取得的成果,不仅让两岸民众尝到了“甜头”,感受到和平发展的好处,而且也令国际社会称赞不已,认为两岸和平稳定的态势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合作双赢。两岸民众对此也是感同身受。就连民进党许多支持者、民进党不少党公职人员也纷纷自愿加入到参与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潮流中来,如高雄市长陈菊访问北京与上海,云林县长苏治芬到北京推销农产品,等等。对此,民进党重要人物的明智之举,无非是顺应这样的历史发展潮流,积极性的应对之策是“有所作为”,支持或者鼓励党公职参与两岸交流热潮,甚至根本改变追求“台湾独立”的立场,为与大陆开展政党交流撤除障碍,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两岸和平发展为马英九团队所“垄断”,也才能让民进党一起来分享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民进党完全有能力也有资本放开手脚,在两岸关系中为民进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
3、“范、许事件”透露民进党两岸政策持续僵化的动向,7月27日,民进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二度开会,改变原先23日会议做出的对范振宗、许荣淑两人停权三年处分的决定,改为正式开除范、许两人的党籍。
其一:中评会开除范、许应是贯彻蔡英文意志,早在范、许赴大陆开会前,台湾媒体就盛传蔡英文将对赴长沙参加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民进党员“开铡”,最严重者将被开除党籍。在范、许返抵台湾后,中评会马上开会,这正是秉承了蔡英文的旨意。但让蔡英文料想不到的是派系林立的中评会居然没有完全按照其意愿行事,而是给范、许“停权三年”处分。这不仅让反对两岸交流的基本教义派不能接受,尤其是蔡英文首当其冲,既受到范、许与支持两岸交流的党内人员异议,也被基本教义派所抨击,蔡英文颜面尽失,党主席权威受到挑战。
其二:蔡英文执意开除范、许党籍,要因是为了其面子。问题是开除了范、许党籍并不能挽回蔡英文已经失去的面子。也不能巩固蔡英文在民进党内的领导权威。原因在于:一是民进党的派系属性决定了党龄时间不长、浅资历、且不属于任何派系的蔡英文要成为民进党实质领袖相当困难,一年多来的表现也没有在民进党内确立领导权威;二是蔡英文无力也不敢领导民进党与陈水扁的贪腐做切割,从而无法真正开启“没有陈水扁的民进党时代”;三是蔡英文既要反对马英九的两岸开放政策,却无法不让更有影响力的高雄市长陈菊不“登陆”,也不能让云林县长苏治芬不到北京“卖水果”,而是拿已是党内政治中的“边缘人”范、许开刀做其两岸保守政策“祭品”,当然不能让范、许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社会信服。
其三、蔡英文拿范、许开刀的第二个要因是为了维护其两岸政策上的保守路线。问题是开除了范、许就能够延续其“为反对而反对”的两岸政策?如果民进党保守的两岸政策是正确的,应该不让党员到大陆交流,如何有范、许包括陈菊等纷纷到大陆?蔡英文又如何解释范振宗提出的蔡英文家人也有在大陆做生意的指控?问题当然不在于蔡英文家人(包括民进党的许多人)与大陆有无来往。而在于有来往是正常的,不来往才是不正常的,限制来往尤其是错误的。蔡英文执意开除范、许党籍,让人们看到的是蔡英文可能将延续其保守、僵化的两岸政策,这将让许多中间选民对蔡英文与民进党更加失望,因为开除范、许的错误决定是基于其错误的两岸政策所做出的。而错误的两岸政策将使民进党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受到伤害的无疑是台湾的民众,范、许的声明就是这样说的。这也就是台湾社会有识之士之所以同情范、许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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