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物也传奇

共2693字

日本人编著的共产党党史处女作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阴差阳错地诞生于1932年日本人之手。时间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随后发表著名的“九二宣言”,号召东北人民武装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子出身的马占山将军奋起抗击日寇,打响了东北抗战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与民族号召力,对日本侵略者造成极大威慑。几十万东北军都不敢抵抗,而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于是日本人开始大量收集中共文件和资料,继而编纂成《支那共产党史》,大冢令三著,1932年9月在我国东北秘密出版,大32开本,厚达700页,并据此用于研究对付中共的对策。这本书虽然出自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却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外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书。书的特点是资料全、图表多,为日后世界各国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当时还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侵略者的反面研究,却使其史料在无意当中被保存下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大量珍贵文献。党史资料民间收藏之富,在红色收藏家秦杰先生处算是一饱了眼福,外国人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书不少,但日本人的这部书可谓较特殊的一部,秦先生一边抚摸着书一边说:“《支那共产党史》共收录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出版物186种,时间跨度为1918年〜1932年5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传世的仅见品。极为珍贵的有‘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文献’和‘中国工农红军人员及装备表’,尤其是在‘红七军’的四处详细记载篇目中,有‘邓希贤’(邓小平)和广西左、右江‘百色起义’的原始记录。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文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苏区而‘片纸无存’。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井冈山时期的历史特征,是涌现出许多建下丰功伟绩的英雄群体,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对领袖人物的历史文化遗存的收藏和整理,升华为当代红色文物收藏。”大冢令三的这部《支那共产党史》出版之前,日本学者和日本军政当局就曾出版过《世界无产政党发达史》,可奇怪的是,此书1926年版的中文译本里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到了1930年上海未明社出版的《世界无产政党发达史》,日本嘉治隆一著,刘寿清译本中却增添了“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其中“中国共产党”所占两个章节,内容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的记述最为珍贵,遗憾的是篇幅都很短。在这部书里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部分,还没有展开为一部专门的中国共产党史。《支那共产党史》出版后,1936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出版署名米夫著《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俄文版),书中汇编了中共文件保存的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1938年1月5日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署名洛甫)著的《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书共70页,这是最早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撰写的中共党史。最珍贵的航空版“七大”文件秦先生致力于收藏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十余个年头,其中数“七大”文件航空版最为特殊、也最为珍贵。“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大会号召全党发扬三大作风,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大会选出中共委员44人,候补中共委员33人,组成了新的中共委员会。中共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准备。”资料来自百度百科。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在中共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七大”文件有五个内容:一,毛泽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二,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三,《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四,《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文件之四);五,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的《建设民主的日本》(文件之五)等。其中第二部分内容当时不能全部公开,对外仅有节选本,直到1947年这部分内容才全面解禁,得以全文出版。“七大”文件有三个版本,一个是1945年5月中共书记处版,也称“七大”文件代表版,属于最为珍贵的党史文献。第二个是《解放日报》、解放社版,此为延安普及版,发行量非常大,属于比较常见的版本。第三个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5年6月出版的航空版中共“七大”文件,属于极为珍贵的党史文献之一。说起这个版本,还有这样一段真实而曲折的故事,也是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的那段时间里,德国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延安,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日本侵略军还没有投降,霸占山西等地,从延安到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陆路联系,就这样依然被日本侵略者阻断着,造成中共“七大”文件不能及时传达到各抗日根据地。当时想过要通过电报,把中共“七大”文件发出去,可是由于文件文字数量很大,在发报过程中很难保证不漏字、不出现错别字,如此就很难保证文件精神的准确传播。另一个办法是派人突破鬼子封锁线,把文件带出去,这样可以保证文件的完整性。但是,中共书记处和中宣部研究,觉得各抗日根据地的“七大”代表们突破日军封锁线,到延安来开会,行程都非常艰难,那么“七大”文件底稿如果派人携带送往各抗日根据地,然后再排版印刷传达,这样算下来最快的也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完成。这个办法显然也不行。为了在全国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并把中共“七大”精神迅速传达到各抗日根据地,鼓舞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作好最后胜利的准备,中共书记处决定采用空中传递的方式,这样既可以突破鬼子的围困与封锁,又可以迅速安全地把文件传播出去。办法是利用美国援华空军往返延安的机会,采用蛙跳战术,于1945年6月初将《解放日报》版中共“七大”文件出版纸型成功地空投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日报》社所在地,此后采用接力的办法,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再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河北涉县,苏北抗日根据地直至广东东江纵队。同一时期中共“七大”文件多种单行本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版,历史上称其为“航空版七大文件本”。它不仅是现代红色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成为1945年8月15日前后重要的历史文物。和所有文物一样,文物本身的传奇性,不仅是一种趣味,更是历史价值的所在,它们是历史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物。(编辑  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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