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休闲环境排名,为城市发展提了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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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是中国休闲产业发展的大力倡导者,作为国家旅游局的特邀专家,参与了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总稿工作。刘锋是务实的乐观派,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在发展休闲方面的种种问题、以及城市病的相关表现,他认为,应该用发展的手段解决问题,有问题并不是坏事。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城市休闲环境排行榜的积极作用,指出我国城市休闲环境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力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就未来而言,他希望《休闲•榜》能通过相应数据的更新和累积,滚动推出排行榜的深化升级版,帮助城市实现自身的纵向对比和城市之间横向对比,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体系,促进城市休闲环境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休闲是通往宜居之城的必经之路
《休闲•榜》:您觉得城市的休闲环境应该包含哪些要素?中国城市目前的发展处于哪个阶段?
刘锋:城市休闲环境包括硬件、软件两部分,或者说自然的和人文的。中国城市目前还处在一个重硬件轻软件的阶段,或者说,还处在重器物轻精神的阶段。
硬件方面,许多城市很注重形象工程,比如体育馆、美术馆、音乐厅之类的建设,把这些场馆建得美轮美奂,甚至在世界上都拿得出手,但这些场馆惠及老百姓的程度比较差,覆盖面、普及性和内容供给明显不够。我觉得城市应多建大众休闲广场,建设能提供给市民休闲健身的场所,这才是更好的满足群众需要的东西。那些大的美术馆艺术厅之类,并非当前市民的真实所需。
软件方面,我们在服务功能、配套设施、无障碍化、微笑服务等方面,同真正的世界城市差距还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去一些展览馆参观,就觉得冷冰冰、很生硬、没有人性化的服务和设施,在这些地方就没有休闲的品质感。
《休闲•榜》:宜居城市是很多城市的打造目标,城市休闲环境对宜居城市的打造有什么意义?
刘锋:现在经常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个城市首先得让人活得下来,然后才是活得更好。想要活得下来,
你就需要有一份工作,需要产业来支撑它。现在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已经过了温饱消费阶段,我们处于一个以“住好房,开小车”,也就是说以“住和行”为主导的小康型消费阶段,未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吃、喝、玩、乐、康体、学习等全面发展的、以服务为主导的一个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我们需要的休闲环境和设施就越来越重要。它在宜居的概念里,就是这个“宜”字,让人身心愉悦。
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休闲其实就是人最本质的一个需求,是让人身心愉悦的一个东西,休闲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福利。相对的,它就对城市休闲环境、休闲设施提出了要求,休闲是通往宜居之城的必经之路和衡量指标。

榜单反映出城市休闲的差异化
《休闲•榜》:这次深圳和十堰在榜单排名中靠前,一个是经济型休闲城市,一个是自然型休闲城市,对于这两类城市的差异,您认为它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刘锋:《雅典宪章》认为城市有四大基本功能:工作、生活、交通和休闲。中国过去的城市规划主要是承袭了前苏联的做法,注重物质生产,轻视生活的需要,所以城市的分区根本没有休闲游憩功能区,也没有旅游土地利用概念。如今我们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向后期、甚至后工业化转变的阶段,所以城市应该更加注重休闲区域和休闲环境的打造。
对于像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它应该加快发展方式的改变,它不仅仅是个生产型的城市,而应转变成一个消费型、宜居型、创新型的城市。只有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城市才能变得更符合人民大众的需求。
对于欠发达地区,它因为过去经济缺乏活力,所以相对的生态保持得比较好,但不能说这就达到休闲的目标了。这些地方还是要探索如何加快发展,但必须是优质地发展、生态地发展、可持续地发展。这两个城市虽然表面看起来有所不同,但都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前者面临一个发展的质量问题,后者既要面临质量问题,还面对发展的速度问题。
《休闲•榜》:成都一直被公认为休闲名城,为什么排名却比较靠后?
刘锋: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关于成都与杭州谁更休闲的个人看法,最后我还是力挺成都。成都的休闲是一种国民化的、大众化的休闲,是一种到了骨子里的休闲。你到河边的茶馆里,有时候能见到人们脱了鞋子坐在河里打麻将的场面,感觉非常的惬意,非常生活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排行榜是按照人均设施的占有率来评比的。一方面,成都人口比较多,另一方面,成都纳入休闲指标的东西好像并不多,但我们说的休闲也不完全都是这种指标的考核,这里有一个偏差。我的理解是,成都的休闲味道很足,但它的结构性休闲配套设施并不充分,它的文化性质的、素质方面的休闲培育需要提高。成都想继续保持休闲之都的美誉,就应该在这方面对自己做一个提升。当然,如果你把成都的茶楼、小吃馆和麻将摊子作为指标统计进去的话,那成都肯定是最高的。

中国的大城市很难不得病
《休闲•榜》:与休闲宜居相悖的一个现象是“城市病”,“城市病”的出现首先就是人口在中心城市过于膨胀,有什么务实的办法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纠正吗?
刘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一个更宏观的政策设计上来考虑。第一,争取在教育、医疗等基础资源的分配上,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没有过多的引力非往大城市跑。第二,做到区域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资源不能老集中在几个中心城市。第三,要使各个地区做到均衡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有经济的支撑。经济支撑说到底还是产业,每个地方都要找到一个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来实现其良性的、有活力的、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几个方面做好的话,我觉得会对人口的膨胀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其他的限购、限价、限房之类,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
《休闲•榜》:有一种看法是,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过于依赖低端服务业贡献的GDP,所以也是造成人口膨胀的主因,这一点您怎么看?
刘锋:这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产业的转变和革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最基本的是理念,包括体制机制的变革,你怎么样能够真正做到资源的市场化定价,而不是一种行政指令性的分配,怎样解决政府掌控资源太多、对经济干预过大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做出调整和优化。另外,在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上,我们应该鼓励旅游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科技创新。
《休闲•榜》:“城市病”是不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东西?
刘锋:从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看,城市发展并不必然会得病。我们可以看到有得病的,比如拉美一些城市;也有不得病的,比如德国的大城市。关键还在于整体的规划、系统的设计和执行力。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我认为大城市很难不得病,原因在于我们的人口众多、宜居的土地有限、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不均等,中国又是一个行政经济的模式、资源向行政中心高度聚集等等,而这些病症的解决方法,专家、学者、市长们也在共同摸索,没有一个定论。
城市休闲环境排名的榜单,为城市发展提了个醒,我也希望《休闲•榜》承担这样一个使命,做出一个排行榜,分析一个问题,来推动、指导、引领城市休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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