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河岸》是离我最远的小说

共4584字

说实话,写作本身有遗憾,写作的传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多少有遗憾。


苏童把刚出版不久的《河岸》看作目前他最好的小说。苏童说,《河岸》是他的开始,他写《河岸》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河岸》综合了苏童小说的以往元素,以少年库东亮的视角,讲述一条流放船在河上和岸上的故事,展现“文革”时期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现实与历史、青春与成长,河岸一样难以言清。和张爱玲的《小团圆》相似的是,苏童以往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在《河岸》中集体登场,他们的群像在枫树林、香椿街的背景下闪闪发亮。

在接受记者采访前,苏童还在和朋友们看电视剧《潜伏》。在这些年里,苏童音容不改,和少年时期的“腼腆”、喜欢缅想与回忆相比,人到中年的苏童越来越开朗、平和了,形象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脸上多了一副黑框眼镜。

绕不开的《河岸》

记者:为什么说《河岸》是你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苏童:到目前肯定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但也有可能,我5年后又写了一部长篇,又说是最满意的。这怎么说呢?我的结论都是诚实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说谎的人。现在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但是以前老式的家庭有很多子女的,最小的老疙瘩最受人宠爱。
从理性上说,我在《河岸》当中确实做了最大的努力,实现了我以前很早所设想的自己的创作道路,就是要从自己身边绕过去,而且要绕到最远,从距离上来说,这是我离我自己最远的一部小说,因此我很满意。
记者:《河岸》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苏童:在很早以前,我就想过要写一部关于河流的小说,但什么时候写,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没想过。我曾经想过这样的形式,像高尔基的一个小说,写他家乡的河,我也是沿着河流走,写人间万象。什么时候确定要写这个小说,是因为我女儿,她在回加拿大之前,我说我带你去看看运河吧,我们正看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船队,船上大概十来个船夫,我当时就想可以写一条船的故事。
记者:为什么把故事放在“文革”后期,那个时候你多大?
苏童: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文革”后期还小,对那个年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于文字的记忆。我们家还没有字,舅舅家墙上的字我到现在还记得,是“打倒李自忠”。李自忠是当时派到苏州的军代表。他是当时“文革”时期的当权派。因为是当权派,就要被批判。经过大人解释,我仍然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我太小了。这个人幸运的是他活得很好,过了“文革”这一关,后来做了大官。
那些零零碎碎的文字,潜藏着最初的文字与政治,最后牵涉到暴力。我一直在说,荒诞的年代不需要批判,荒诞的年代谁都知道荒诞,不用去说。所以我关注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一个人和他生活的时代的关系,这是绕不开的。我之前没有写到过“文革”,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想聊聊它。
记者:和余华一样,你也开始回忆了,题材也与“文革”有关。他的《兄弟》是“正面强攻”,你呢?
苏童:我觉得,70年代是我跟余华的一个共同的天堂,也是共同的一个梦魇。我跟他年龄相仿,跟他生长环境也差不多。我在苏州,他在海盐,苏州大概比海盐要大一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生长背景,我们都是70年代的街头少年,我们成长的经历大体相似。
记者:南方小镇,少年视角,成长主题,残酷青春,政治和人性、人的浮沉,这是那个时代的颜色吗?
苏童:说到70年代,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东西。因为我记得一个外国记者曾向余华提问说,“你为什么要写暴力啊,你这个暴力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还是你自己本身是这样呢?”余华的回答就非常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暴力?这在我们70年代,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这是家常便饭。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内容。”如果换作我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我也会是这样回答。在那个年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认为它是一个暴力,我只是忠实于小说想表达的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70年代也有它的特殊性,跟“文革”那么一个非常疯狂、极端的一面比对,70年代也有它非常正常的一个社会外衣。它也有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有的,青春、爱情、暴力、性,这些东西不管在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年代,都有。
不管上世纪60年代也好,70年代也好,我一直觉得一个荒诞的年代之荒诞,不用你去揭露,历史书、政治书都有它的存在,你自己所拥有的认识和理论,都能够帮你做出这个区别,但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作品,我必须要写清楚荒诞年代当中,人的貌似不荒诞的处境。这才是我所关注的。一个荒诞的年代,我用一个比较轻的笔法去表述,但是所有重的笔法,我都在写人的故事,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是不同的。
记者:《河岸》中的性描写你自己说是相对艰难的,为什么?对今天的作家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苏童:坦率地说,在《河岸》里,在“文革”那个年代,“性”真的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小说的重要目的和主题,我必须得写。强烈压制性,从道德借口出发,以性问题出发把一个人搞臭,在那个时代随处可见。
我真的觉得性问题是人生中间的大问题,性处境是人生中间的大处境。那么,性对人性的挤压,有时候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意识到。我想我说的是这种挤压,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性对人生的挤压。好多年前我也说过,“性”为什么不好写,因为“性”有色情的成分,谁都不愿意做色情的写作,所以它的难度就在于这个尺寸和度的把握,几乎是你再聪明的作家也有可能误入歧途。所以我说它的难,其实就在于这个尺寸和分寸的把握上。

文学的时代过去了

记者:有人说,文学的时代过去了,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苏童: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文学的生产力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低下去,只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人活得越来越累,没时间看书。有时间看书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轻松,去娱乐,读书也娱乐化了。
记者:你关心图书市场吗?它会对你起作用吗?
苏童:根本不起作用。我一直认为市场永远是一个谜,不是我故意把它神秘化,最不好分析的就是市场,所以这个意义上我反对去猜市场,去做市场,因为是做不起来的,永远是一个意外。
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也是,我在90年代卖得最好的书,谁也想不到是《苏童文集》,是我所有的书中卖得最好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当时为什么会替我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呢?是他们以为自己了解市场,他们想要拿我的《武则天》(张艺谋会拍电影),说我们给你出一套文集,别人不会给你出的。最后拿到市场上,他们谁也想不到,我自己也想不到,《苏童文集》卖得好,那个《武则天》只卖了3万册。
记者:《河岸》是部以男人为主角的小说,你以前的小说里的女性很出彩,你怎么看你“女性专家”这个称号?
苏童:因为《妻妾成群》、《红粉》那组小说,几乎把我搞成女性专家了,而我一方面觉得这个很荣耀,一方面负担也很重。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不幸。说到苏童的作品,很多人觉得他就是写女人的。写女性的这些作品在我的所有作品当中,它只是一个系列,就像所有的驳船船队,它只是一条船,却遮掩了整个一支船队,别的船都看不见了。这让我多少有些失重和遗憾。说实话,写作本身有遗憾,写作的传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多少有遗憾。


苏童的电影

记者:在上世纪的十几年里,你一直是电影导演的“宠儿”,许多小说都曾经被改编成影视片,你怎么看待小说被改编电影?
苏童:每当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到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多年的习惯。那些被买断影视改编权的作品,我都不会过问导演如何处理,因为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我相信每一个买我作品改编权的导演都是认真的,虽然他们之间会有高下之分。
记者:你和张艺谋有过两次合作,《大红灯笼高高挂》很成功,《武则天》最后却没拍成。
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电影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不错,无论是从电影本身,还是从它对电影的贡献,都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我发现张艺谋做电影有一个特点,他对小说的选择通常取决于小说的人物关系,《菊豆》也好,《大红灯笼》也好,《秋菊打官司》也好,都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他非常在意由这种简单人物关系生发出来的故事,在确定要拍这个电影前,他脑子里并没有所谓的视觉,这些东西是在拍的时候后加、酝酿出来的。
《武则天》这个电影是一个大制作,张艺谋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花那笔钱,因为担心苏童一个人写,写砸了怎么办,所以找了一大帮人来写。对我来说,这个事情我是被卷进去的,而且好几个作家为同一个导演写小说,这个事情本身很丑陋,让人感觉很不爽。问题是故事必须一个人说,三个人是说不好一个故事的,不要指望三个人五个人能够组合好一个故事,好故事也不是组合出来的,全是一个人瞎掰掰出来的,全是一个人自说自话说出来的,这是我非常坚信的一个道理。
记者:和侯咏合作的《茉莉花开》2003年就拍好了,却因为各种原因拖到2006年才公映,你觉得侯导改编得如何?
苏童:侯咏对《妇女生活》后两部分改得非常好,很电影化,侯咏完全用表现主义的方法,抽离时代的具体事件,完全集中写人,把三个跨度很大的不同的时代给同时呈现在一部电影中,和现在很多中国电影导演的自然主义的纪实方法不一样,他的胆子真是很大,这种高度浓缩的表现主义方法,对导演、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记者:你最喜欢的改编电影是哪部?
苏童:李少红的《红粉》很好,相当好,我一直认为这是被低估的片子。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北方话,一个是南方话。虽然它没有热起来,但它确实是一部好片,而且是李少红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我看了好几遍,仍然不厌烦,仍然觉得这部作品几乎无懈可击。一个很小的局面,两个女人一个男人这么一个故事,去探讨这种人际关系,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任何噱头,只写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安静的一部电影,一点也不浮躁。
记者:黄健中的《大鸿米店》呢?你一般都不大提这部片子。
苏童:我为什么不愿意提《米》,是因为黄健中本人这些年也够倒霉的,其实他的《过年》拍得真是不错,那部片子很自然,真是一部好电影。但在这之后,黄健中就没有拍过超过《过年》的电影。我想拍《米》的时候他真的是不在状态。
记者:现下,张艺谋等导演都有了新的变化,大家都热衷于拍摄商业大片,不知你怎么看他们现在的影片?
苏童:我更喜欢田壮壮、姜文拍的《小城之春》、《鬼子来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一种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些导演没必要去搞商业电影。虽然我充分理解他们做商业电影的动机。但为什么你一定要被那个洪流裹着走?而且这不是你自己内心的需要,你完全可以跳出来,因为你不是非得在这股洪流里头,抽身非常容易,就看你拒绝不拒绝。我觉得有些导演就是穿了红舞鞋停不下来,一定要在舞台中心,他潜意识当中有这个追求,所以没有自己没有立场,容易被世俗名利左右。你老是觉得是在奔向一个好的未来,但是恰好这个未来不存在。我一直坚持艺术家不一定要适应社会,这真的是我一个比较固执的观点。不信,我们可以看看,十年以后是田壮壮、姜文牛逼,还是你们这几个导演牛逼。

转载请保留:http://www.swenku.com/a/jpmbCTqcXzGMCVhv9B8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