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没法证明我是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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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天,骄阳似火。陕棉八厂获得了一个北影的招生名额,因为大家都知道张艺谋喜欢照相,厂里将这个机会给了他。不久之后,一份来自北影的调令,改变了张艺谋的人生,也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进程。


被人写成“张银幕”

“我在1971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陕西省陕棉八厂当工人,八百多名新工,要张榜公布我们的工种,他们居然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我猜可能是我,但又不敢肯定,我就去问,人家说这个就是你,名字是一个人念一个人写,不是听错,就是另一个人发音不准,张银幕这个名字后来弄得大伙都笑,说你看看,人家家里又不是放电影的,你给人家写什么张银幕?”
这是1971年9月的事,似乎冥冥之中有巧合。张艺谋后来和银幕结下不解之缘。他一直觉得这个细节很特别。
张艺谋到电影学院上学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准备些什么。和他一起在工厂工作了7年的老师傅都觉得很奇怪,他们说,艺谋你要去学放电影啊?他们认为电影就是露天放的。想不通这放电影怎么还要学4年?
1978年入学时,张艺谋确实还不懂电影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打算以此为职业。那时候入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找出路。他觉得能进入这个学校,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自己上了大学,是大学生,地位好像就不一样了。“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
上大二的时候,张艺谋想。做一个摄影记者挺好的,希望毕业了去当一个摄影记者。他最终的梦想是能自己开一间照相馆。
真正爱上电影,还是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张艺谋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他的体会很简单,就是你一生坚持一个事情,你一定是最热爱它才可以做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1986年春天。有个朋友把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推荐给张艺谋,他一口气读完,被小说里那种对生命的冲动。被在那片无边无际的红高粱地里生长的男人和女人所感染。他们的豪爽开朗,他们的旷达豁然,他们如火如荼的爱情,都深深吸引着张艺谋。
“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风格、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而《红高粱》正是这种风格。”在张艺谋主演完《老井》后不久,很快和莫言谈妥,并购得了《红高粱》的改编权。
在几年前参与《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成功操作激励下,张艺谋对自己在电影视觉方面的创造力信心十足,只不过他执导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还面临着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思路的创新。还有就是文学的依托。号称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祖师的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疯狂恣肆,充分符合他的第二个需要,而有关表现手段和视觉创新等方面,自然是张艺谋最为轻车熟路的部分,处女作的成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红高粱》是继陈凯歌的《黄土地》后,中国新时期电影的又一佳作,是中国第一部真正达到世界级水准的经典电影华章,名留青史。

“秋菊”赢得金狮奖

《红高粱》的巨大成功使得自然天成的“红色三部曲”得以强势继续。在1988年进行了类型片的失败尝试(《代号美洲豹》)之后,张艺谋两年后重拾“红色”攻略,1989年的《菊豆》和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海外知名影展上接连得胜,捷报频传。
1992年。执着的红色主题告一段落之后,张艺谋又靠《秋菊打官司》夺取了电影事业的第二个胜利。《秋菊打官司》取材于安徽作家陈源斌的黑色幽默中篇小说《万家诉讼》,一个意外的机会,张艺谋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了这篇小说,马上被故事吸引、。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开创性地运用了故事片和纪录片结合的方式,一鸣惊人,震惊影坛;
只有一页纸的电影剧本,严格的线性情节发展脉络,第一次拒绝使用分镜头,摄制组全体人员在陕西陇县农村“隐姓埋名”体验生活两个月,整个团队观看了大批世界著名的纪录片,绞尽脑汁真假难辨地去偷拍……就这样,《秋菊打官司》诞生了,并一举夺得威尼斯电影节的至高无上荣誉??金狮奖。目不识丁、质朴倔强的中国农妇秋菊为了“讨个说法”决不妥协的形象,也意料之中地光华四射。

惹不起,躲得起

1993年,在不断赢得中国电影的历史性成就后,处于创作蜕变期的张艺谋努力寻找着自己的突破方向。这时,余华的小说进入了他的视野。
最早打动张艺谋的,是余华行文诡秘的《河边的错误》,从那之后,他迷恋上了余华文风奇异的小说。余华将自己尚未发表的《活着》交给张艺谋鉴赏,张艺谋迅速读完,并很快决定将它改编成电影。
“《活着》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中国人身上那种默默承受的韧性,和顽强求生存的精神,其实这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品质。”张艺谋简洁明了地阐释了自己选择这部作品的根本原因。
不过,与此前的作品不同。拍摄《活着》,张艺谋希望在创作手法上和以前全然不同,他要用最朴实、最传统的、丝毫没有“第五代”导演特征的方式去拍摄这部“宏大”的电影。
在张艺谋的《活着》中,死亡人数被缩减,情节更简单,戏剧冲突更平顺,最主要的是,他激发了葛优的超水平发挥,使作品呈现出了中国电影难得的幽默气质,耐人寻味,气韵悠长。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张艺谋和陈凯歌当时的“御用乐师”赵季平,在以插曲《似水流年》为主导的配乐中。将古朴悲怆的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得淋漓尽致,天地悠悠、苍生渺渺的氛围,为影片提供了阔大浩瀚、旷远无垠的深沉背景,完美地突出了电影所要展现的“小生存。大痛苦”的高绝主题。
影片推出后,在海内外的双重闪光。印证了张艺谋转型的成功。
“因为《活着》,我受到很多指责,很多人的眼睛都盯着我。其中有些不怀好意,鸡蛋里挑骨头。而我又不是一个能勇敢地站起来跟别人斗争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很大,事情很多,也不是你一个人斗争得过来的。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商业气息与日俱增

1994年到2004年,这10年,是张艺谋的幸福时光。
他一直在尝试不同风格,因为不愿意重复。先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这是两部跟风之作:前者是张艺谋第一次专心的商业片尝试,顺应20世纪末的怀旧风;后者拍于王家卫的摇晃镜头大行其道之时。在此之后,张艺谋电影里少了巩俐??虽然她的影子无处不在。
《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都是温情脉脉的电影,除《幸福时光》以失败告终之外,其余两部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一个都不能少》全部启用非职业演员,有纪录片的质感与力量,这种尝试使张艺谋得到了市场和官方的双重认可;而《我的父亲母亲》在捧红章子怡的同时,也让张艺谋尝到了“造星”与“炒作”的甜头。他的电影中,商业气息与日俱增。
2002年的《英雄》以及2004年的《十面埋伏》,使张艺谋的曝光率达到了顶点,媒体一片责骂。而观众却心甘情愿地走进了影院,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他?”两部片子都开创了票房神话。

其实自己在进步

张艺谋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不愿意重复过去,所以什么都拍,有些可能就不太擅长。一个创作力再旺盛的人,一直往外倾倒,也难免会出问题。同时,观众把他拔得太高,期望值越大。一些小问题也成了大漏洞。宣传太高调,也影响了观众的心态。
有人说《红高粱》是张艺谋最好的作品。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印象分。要把《红高粱》和他现在的作品放在一起看,其实他比原来拍得好。只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红高粱》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印象太深了。歌手在这一点上更明显,很多人唱了一辈子歌,人们只记得一首成名曲。现在还常有人对张艺谋说:“最喜欢你的《红高粱》。”好像《红高粱》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但是张艺谋很清楚,其实自己还是在进步,但也要允许当年的强音符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个超不过的高度。

(责任编辑/陈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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