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中医在上海的幸福生活

共6944字

杜丽丝1995年随丈夫来到上海,最初时期她非常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甚至提出离婚。挣扎了2年后,她开始认真学习中文并潜心研究中医,5年后的2002年,杜丽丝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后,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中医诊所,她也成为上海目前为止唯一管理中国传统医疗诊所的外籍人士。可以用德语、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四种语言行医的杜丽丝,终于找到了她在中国真正的价值。

在当今的医学界,无论是对于中国病人还是西方病人,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相信西医高科技的药物、尖端的现代医疗术,还是诸如针灸、按摩、中草药、艾灸这样的中医疗法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病人更倾向去那些具备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的西医医院就诊;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白领,由于生活工作节奏快,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慢慢接受传统的中医治疗了。相较之下,仅仅吞服一粒药丸就能治疗疾病实在是太方便了。与之相反的则是,西方社会却越来越多地吸取中医传统疗法的精髓,比如针灸、推拿、中草药等等。
杜丽丝(DorisRathgeber)是生活在中国的德国女士,也是至今上海唯一管理中国传统医疗诊所的外籍人士。她总是用四种文字开出她的药方:德文、英文、中文、西班文。39岁的她说:“我爱我的病人,我也爱用中医的原理去治疗他们。”

关于病人

杜丽丝的诊所名叫“身心佳”,英文名叫body&soul,分别位于上海的黄浦区和闵行区。
黄浦区“身心佳”诊所位于建国新路和西藏南路交叉处。距离地铁八号线老西门站步行约十分钟。诊所附近的建筑工地上,电钻声不绝于耳。灰尘漫天,让步行变得有点困难。
从噪音和灰尘的世界里跨进位于一幢写字楼14层楼的诊所,感觉顿时清凉不少。跨进诊所,发现与平时去的医院感觉不大一样。大堂摆设着中国古董,墙上挂着中国古字画。杜丽丝的秘书Even说,大堂的布置里还隐藏着金、木、水、火、土的元素。诊所比平时见到的医院也干净不少,而且透露出了一股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大堂里坐着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子。她说自己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知道了杜丽丝其人,因此慕名前来求诊困扰自己多年的痛经问题,已经来看了三次,“效果还可以。”另外有一位正在等候诊治的外国中年女士坐在沙发上,浏览着一份本地英文报纸。诊所占据整个楼层的一部分,其实并不是很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前台、医生办公室、药房、推拿室、针灸室、化验室等一应俱全。
经病人同意,记者进入诊室亲历医生治病过程。第一位病人是一位外国女士。她的问题是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可一直未能如愿。记者注意到这里的看病过程和平时见到的医院有点不一样。在平时去的医院里,每个医生周围都几乎围着一大群病人,医生留给每一名病人的时间很少。医生一般简单地询问一下症状后,即埋头开一堆检查单,让病人把所有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先检查了再说。
在杜丽丝的诊所里。记者观察到每一位病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医生讨论自己的问题,医生也看不出有赶时间的迹象。眼前这位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外国女士,和两名医生谈笑风生。杜丽丝边和病人用德语交谈,边翻译给旁边坐着的一位中国中医听。两名医生不时用中文磋商。
病人和医生大约交谈了半个小时后,看病就告结束了。在等待下一位病人到来的间隙里,杜丽丝告诉记者,这名病人不太容易怀上孩子,因为她已经出现了更年期即将到来的特征:每次月经间距的时间越来越短。事实上,除了不合适再要一个小孩之外,她很健康,用不着再来看医生了。虽然这名病人喜欢这里的环境和放松的气氛,一直很想再来,但杜丽丝还是告诉秘书,如果她下一次再电话预约时,就告诉她真的不用再来了。
下一名病人快步跨进诊室。这也是一名外国女士,大约三十岁左右,头发很短。她快速扫了一眼坐在后面的记者,看上去比较紧张。这名病人是因压力过大前来就诊的。她诉说自己吃东西没有胃口,吃完东西后甚至会返出“臭鸡蛋一样”的气味。杜丽丝给她开了一些中药,用于放松情绪、减少压力。
杜丽丝说,前来就诊的病人中,求治不孕不育症、压力过大、减肥针灸等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很多来中国经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会在心理及生理上出现很多不适,而中医的辨证施治、注重人体阴阳平衡调节、注重全身的调理等种种优点和显著疗效,使原本不了解中医的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诊所看中医。
办公桌上有一盒面巾纸。杜丽丝说很多病人会情不自禁地哭,因为他们带着很多问题来,而她“把他们打开了”。办公室窗台上摆满了相框,大都是她3岁儿子Erik的照片。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小朋友送给她的画,画上题字:“送给友好的德国阿姨。”墙上有4只猫的照片,它们都是杜丽丝的家庭成员。这些猫都曾在上海的街道上流浪,遇到杜丽丝后,它们过上了好日子。
杜丽丝每周在黄浦和闵行诊所各呆两天,此外的一天留给讲座和开会。她还经常举办各种以中医为主题的演讲,主要观众是生活和工作于上海的外籍人士。她的介绍和演讲让很多人改变了对中医的态度。曾有一名外国女士对中医素不信任,她的儿子咳嗽了好几年,试过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效果不明显。听了杜丽丝的演讲后,母亲站起来提了几个问题。听出对方话语中浓浓的怀疑后,杜丽丝主动提出为她的儿子治病。几帖药吃下来,孩子咳嗽的顽疾消失了。母亲哭着说“对不起”,她说对不起的是自己的儿子。因为自己对中医的偏见,导致孩子受了很多苦。
来诊所看不孕症的外国病人也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一位来自英国的女病人找到门诊部,希望能帮助她怀孕,她说自己想怀孕想了3年多,其间做过几次试管婴儿,均告失败。在几乎放弃希望的时候,朋友向她介绍了杜丽丝的门诊部,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和杜丽丝见了面。在咨询后,她决定尝试用中药调理身体,在身体得到充分休息后再考虑怀孕。多次的试管婴儿导致该病人月经失调、内分泌比较紊乱,因此杜丽丝为她开药调整月经和内分泌,与此同时,在中药里加入了放松、舒肝解郁、宁心安神的药,帮助病人改善睡眠,舒缓紧张的情绪,同时也加上针灸辅助治疗。
几个月以后,病人的月经逐渐恢复,她本人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令人大为雀跃的事情发生了:病人的月经延后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来。起初她也没在意,后来医生建议她做一个妊娠测试,结果显示弱阳性,她当场激动地抱着杜丽丝哭了。之后病人随着丈夫回了英国,孩子出生后还发来了母子的照片报平安。
杜丽丝还遇到过一位14岁的男孩,有9年的便秘史,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星期一次。母亲尝试过各种西医治疗方法,均无显著疗效。在学校同学家长的介绍下。母亲带着孩子来就诊。在仔细询问过病情之

后,杜丽丝和她的同事刘医生给男孩开了4味中药共服7天。一星期后复诊,母亲惊喜地说孩子在服药后第二天便一日二次,随后一日一次,为了巩固疗效,杜丽丝加了两周的中药,之后孩子基本康复。

关于诊所

1995年,杜丽丝随丈夫来到上海。来到中国的第一年,她感到严重不适应。言语不通、文化隔阂,杜丽丝情绪陷入低谷。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第一年,我遭受了严重的‘文化冲击症’,得上了忧郁症,几乎崩溃。我不能够想象自己能够生活在中国,我甚至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她的丈夫Ekkehard当时在传媒巨头贝塔斯曼工作。“我丈夫对我说:‘我不想你整天在我身边转啊转的。我现在需要创业,所以你去找点自己的事做,学学中文。’”于是,杜丽丝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同济大学学习汉语。
1997年,杜丽丝在朋友的建议下,参加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国际课程。起初,她只是想学习一些简单的推拿技术,回家后为辛勤工作的丈夫减轻一些病痛。在学习的过程中。她改变了想法,决定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
杜丽丝从小就对医学非常感兴趣,当医生一直是她的梦想。但来中国前,她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生活,从事IT销售业。她说,学习了汉语后,她决定学习中医,“我对医学一直感兴趣。我想中医既融合了中国的历史,也包含了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医学。既然这三个方面都可以学到,我就选择了学习中医。”
回忆起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习过程时,杜丽丝说,“学了两年的中文,听力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阅读和写作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些古老医书中的词汇与现代汉语的意思差别太大,实在很难看懂。”为了克服困难,杜丽丝翻阅了很多字典,也向别人请教过不计其数的问题,并且时常通宵达旦地学习。
在求学的5年中,杜丽丝读完了众多中医学著作,中医中重要药剂的功能特性以及疗效也都熟记于心。在学习过程中,杜丽丝得到了很多来自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士的帮助。在对那些不了解中医的外国人做解释的过程中,或者在给那些首次求助中医的外国人治疗的过程中,社丽丝也慢慢加深了自己对中医的理解。当时,她是班上唯一的欧洲人,其他的学生大多是华侨、日本人或者韩国人。
2002年,杜丽丝顺利毕业,拿到了本科学位证书。她决心开一家干净、整洁、卫生的诊所。2004年,Ekkehard给了杜丽丝一笔启动资金,她在黄浦区办起了“身心佳”中医诊所。两年后,她在闵行开了分诊所。短短几年,诊所的业务开展得颇为顺利。如今,“身心佳”中医诊所为病人提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技术,业务包括内科、妇科、小儿科和皮肤科。
每天每一个门诊部差不多看二十个病人,每个病人与医生之间的谈话一般在半个小时左右。其中内科、妇科和针灸较多。杜丽丝告诉记者,黄浦诊所给人一种家的感觉,这是个中医门诊部;闵行的诊所是一幢二层小楼,相对而言就比较大,医疗方面采用中医和西医相结合,风格较。黄浦不一样。闵行诊所针对的并不是市区的病人,是专为闵行、长宁、青浦附近的病人服务的。那里本来没有一个很优秀的私人门诊部,尤其没有大的医疗机构给外国人看病。
慢慢的,杜丽丝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电视节目中,也接受了德国一些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谈到未来的人生规划,杜丽丝说她想把经营规模扩大,增加更多肝脏和肾脏的测试研究实验室,并且做得更好。“在将来,我将试着为我的病人提供中西医结合、更周全的系统治疗。”

关于中医

杜丽丝说,如果以为传统的中医疗法只是简单的针灸和推拿,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对于传统的中医疗法来说,中草药的运用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她说:“如果你了解中医和西医两个系统,你在给病人治疗时就能知道哪个更适合。你要在两个系统间科学地切换,因为医生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意志而伤害到病人的健康。如果你发现了病人身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或症状,那么你必须采用别的疗法。作为一个中医从业者,我恪守自己的职业准则。”她说,最佳的治疗方式应该结合中医和西医的精髓。
杜丽丝也遇到过一些反对中医的专家,他们甚至质疑中医的历史和可靠性。对于中医无法真正治愈某些顽疾的观点,杜丽丝表示担忧:“这显然是不对的。中医可以治愈显性疾病,而且必要的话,中医师也会开一些抗生素。”杜丽丝说,中医师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会开一些抗生素的处方,但之后的治疗过程主要是运用中草药,因为中医的要义在于“治本”,即根除疫病病源,而不是仅仅消减疾病的症状。杜丽丝这样描述中西医诊所的差异:“在西方,去医院看病是因为我们生病了,但对于中医来说,去医院更像是做预防治疗。”关于中西医治疗手法的差异,杜丽丝说:“中医并不注重细致的医学病症剖析。中医关注的不是‘为什么你得病’,而是‘你怎样治病’。”在将中医与西医进行对比的时候,杜丽丝觉得很多时候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在命名或者说法上有些差异罢了“,中医中不说细菌或者酵素,但称之为‘气’,比如‘元气’、‘毒气’等。”她告诉记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首先它们整体概念不同,这与对世界和物质的认识有关系;另外解剖手段也不尽相同。
中医和西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个是哲学型,一个是科学型。”杜丽丝并没有觉得中西医两者有巨大的本质差异,但她也表示:“我不想就‘过度开药’去批评某些西医疗法,毕竟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谨慎是对的。但是,作为医生应当去花很多时间在他的病人身上。一般来说,中医给病人看病,一次最少也要半个小时。”杜丽丝预见了在中国使用中西医相结合疗法的未来:“对于一个医生来说,用中西医两种方式去治病比仅仅使用一种方式要事半功倍得多,就像一个人用两双眼睛来看世界,你总是能看到更多。”

上海生活

杜丽丝的家位于浦东,她说自己是个“浦东派”。每天早晨,她从浦东驱车前往诊所。下班后,她的时间主要留给了可爱的儿子Erik。
记者在杜丽丝家中见到了大量的中国古董、家具和字画。夫妻俩热爱中国文化,请专家从全国各地淘来了很多宝贝。杜丽丝每天给自己切三次脉,严格地保持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她把中医的平衡守则牢记在心,遵循“阴阳”平衡的法则生活着,此外,她还会号召众多国外友人共同分享中医的精妙。“光说是没有用的。只有当朋友们找到我,而我又能通过中医疗法治愈他们的疾病,他们才会真的开始信赖中医。在我的诊所中他们会发现,现代中医疗法不仅仅是切脉而已,它是一个庞大的诊疗系统,甚至西医中那些最先进的仪器也在使用范围内。”
杜丽丝说。本来这周她每天晚上都有活动,但是都取消了。她认为,养生主要是保证身体阴阳的平衡。“阴”在现实生

活中是被动的“阳”是阳性,主动的。简单说,如果你白天事情太多了,晚上一定要休息,保持工作和休闲的平衡,也算是保持了阴阳平衡中的一种。另外还要适量运动,每天起码半个小时。坐地铁的时间可以用来走路,吃饭不要吃太饱。平时坚持跑步,周末去游泳,偶尔也应当去大自然中放松自己。她说自己不吃甜食,也不吃垃圾食品,三餐饭之间都不吃东西。她和丈夫不爱吃水果,但爱吃蔬菜。
杜丽丝接待过很多减肥的病人,也非常成功。她告诉记者,减肥是一个生活态度,如果去医院减了5公斤后还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这是不行的。什么都可以吃,但什么都不能多吃。每天都可以吃巧克力,但不能一天吃一百克巧克力。她打比方:“每天喝完咖啡后吃两块巧克力,感觉好极了。但超过两块就不合理了。同样的,可以喝酒,也可以摄入脂肪,只要摄入量合理就好。我们既要考虑卡路里的摄入,也要考虑卡路里的消耗。糖尿病是怎么来的?进入体内的卡路里比消耗掉的多,如果这样生活,原本健康的人也会得上糖尿病,这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在上海生活了5年后,杜丽丝不再去做各种比较。如果放在以前,遇到任何不适应的事情,她总是自然而然地想,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德国,那会是个什么样子。过了5年,杜丽丝停止了这种想法,开始接受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她说,长年累月的生活后,中国才能向外来者揭开面纱,展现它隐藏起的魅力。“仅仅通过看,你是不能爱上中国的,因为你所能阅读到的东西与你真正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大相径庭。当你习惯上了这里,你才能深入地感受。但是大多数人只是匆匆来,又匆匆地离开,他们不能够了解每天在这里切实发生的故事。”
杜丽丝喜欢安静,不喜欢去热闹的地方。与记者谈话期间,四只猫和两只狗一直在周围出没。谈到这些家庭成员时,杜丽丝变得滔滔不绝:“Ella(狗)是在2004年情人节的时候买的。我很喜欢猫,而我的丈夫喜欢狗。Kimmi(猫)是2004年6月2日在延安高架路下面下水道发现的。200'5年5月1日,我们逛浦东的花鸟市场,看到Daisy(狗)在纸盒子里和其他几只小狗在一起。它好热情,看到我们不停地跳,我先生说:‘我一定要它’。当时它只有400克重,放在我帽子里带回来的,带回来时这个小毛团很臭。回家后它跟Ella很接近,Ella马上也喜欢上了它。一个月后,我领了Felix(猫)。它是别人送给我们的,因为它引起了原主人的过敏症。去年5月28日,我领养了Morole。当时下着雨,我看到一只猫咪在有积雨的水沟里。
我以为这只猫咪是骨折了或者骨头移位了,立刻取消了当天的工作,带它去动物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后发现并没有骨折和骨头移位。医生说它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快饿死了。我把它放在医院三天,之后带它回家。回家后第一天晚上。我给它吃东西并仔细观察,它吃了后吐出了一条很长的虫子,我立刻带它去动物医院杀虫。去年9月13日,Carlo来到我们家。当时有个朋友从德国来上海,打算在新天地过生日,我对我的先生说我们早点去,还可以去逛逛街。我们很少逛街的。没想到在新天地一家商店前面看到了一只流浪猫,我的先生走过去把它拿起来,发现它一只眼睛在发红流脓,整个身体系统都有虫,毛里面有跳蚤。我把它带回家后先跟其他的动物隔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用针筒喂它奶喝,并注射抗生素,那时它才200克。等它一长到500克重,我立刻带它去驱虫。”
除了领养流浪猫,她还认养了多位孤儿和困难家庭的孩子,在小区里积极参加业委会、居委会志愿者的工作,经常参加义诊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杜丽丝俨然已成为了一个地道的“新上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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